儒家道德政治的隐秘内核在于政教一体，并非只是政治治理，也并非只是宗教统摄。
原始宗教从传统中诞生并发展起来，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创始人，其公众特征是基于民众对共同信仰体系的普遍接受，这种共同信仰在原则上让民众别无选择。还有自愿性宗教，基于一种个人对信仰的选择，然后皈依，完全可以和社群普遍接受的信仰没有关系。说到底，古代中国是一个宗法制为基础的，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国度。晓朝的《宗教学基础十五讲》一书指出，“以社稷、日月、山川等自然崇拜为羽翼，以其他多种鬼神崇拜为补充”，而“形成相对稳定的郊社制度、宗庙制度以及其他祭祖制度”，“成为维系社会秩序和家族体系的精神力量，成为慰藉中国人心灵的精神源泉。”宗教出现之后，会吸引人们加入。
儒教属于原始宗教，有创始人，有组织性、民间性，宣扬教义，还要依附权力来传播。儒教提倡教化，其实教化就是一种布道，也是一种吸纳信徒的举动。 春秋时期，孔子带着弟子周游列国，却并不能让一些帝王推行儒家学说，也不能让人们都信奉儒家学说，后来，有了内圣外王之说，儒家才发展成儒教，成了一种被皇权利用的世俗化的宗教。儒学发展成为政治儒学，王道政治，儒教宪政，实现了政教合一。政治儒学推行的宗教道德价值具备一定的普适性，还会深深影响历史文化传统。皇帝要实行王道，就要让人们相信王道的天道合法性，具备价值上的超越性、神圣性、本源性、目的性、普遍性、绝对性、永恒性、至善性与优先性，只要人类还存在一天，就不能违背这一宗教道德价值。于是，皇帝代表天道，自称为天子，统治万民。儒教的推行必须建立在稳固的皇权基础之上，也必须要承认皇权的“天道”属性。而儒教倡导的天道似乎比王道还要大，还要深刻和面面俱到。于是，皇帝不仅是天道的代表，而且还是自觉维护天道的圣人，甚至能和儒教的圣人平起平坐。
有了皇权的庇护，推行儒教学说就会如鱼得水，也会很快推行。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教发展成凌驾于诸子之上的国家宗教，有利于形成民族凝聚力，也有利于国家稳定，但是却形成一种固化的儒教思想，推行之后，有碍于思想解放、个性自由和人格独立。人们接受了儒教思想，就会变成顺民，即便被剥削，被压迫也不会反抗。他们会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统治秩序早就形成了，也代表着一定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属性。尤其是皇帝，本来就是天上的神仙下凡，属下的官员们都是天上的神仙下凡，转世为人，不然怎么能够做了权贵？作为一般老百姓还是要遵守他们制定的制度，甚至要对他们顶礼膜拜。其实，起作用的并非只是面子上的儒教思想，而是里子上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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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儒教和权力结合之后，就会被改写，没有太多原原本本的思想，都是为了适应统治的需要而改写的。人们以为是儒教原原本本的思想，其实只是接受了被权力篡改的思想。原始宗教思想只是一种不成熟的思想，而宗教模式也比较松散，但存在全民信教的问题，而且他们可以为了宗教而献身。于是，在历史上“以道乱政”的例子并不在少数，就连农民起义军领袖都要借助宗教装神弄鬼，实现自己的权威。有了权威，人们才能信服，不然权威只存在于皇宫和官府，或者存在于宗族之内，并不存在于寻常百姓家。而这些权威一般情况下不会反叛，毕竟，他们已经成了体制内的人物，充分享受体制内的好处，总不能自己反自己吧？当宗教教义和大政方针出现严重分歧的时候，宗教就会做出一定的让步，而权力并不会做出太多的让步。宗教只能适应权力而生，而不能让权力适应宗教的需要。除非出现了农民起义，起义军领袖借助宗教的力量实现权力的独揽，才能把权力和宗教巧妙结合在一起。
欧洲出现过一段时期的教皇统治，以宗教思想统治人们，最终发展成阻碍科学发展的落后势力，也就被新的王权组织模式代替了。古代中国的儒教统治和政权统治结合在一起，让人们既要遵守儒家的仁义道德，不能反叛，又要承认迷信思想的正当性，尤其是祭祀宗庙、天地、神灵等的正当性，还要纷纷模仿。也就是说，除了皇帝要推行儒教的仁义道德，就是要人们迷信神灵。这种统治模式被称为“外儒内法”，表面是儒教的道德统治，内在却是法家的严刑峻法。不过，不管是皇帝还是各级官僚，都学会了“法外开恩”，寻找到了权力寻租市场，当然，也就收获颇丰了。
减少宗教干预之后，就会出现政教分离。不过，古代历史上的政教分离并不多见，皇帝不是采用儒教的思想，就是采用佛教或道教的思想统治，不借助宗教的统治实属少见。大多数皇帝都会采用儒教的思想统治人们，而且有现成的样板，拿来就用，毫不费力。如此一来，想要改变就变得非常困难了。不管权力如何肆意妄为，其统治内核仍然是政教一体，是宣扬宗教思想道德的统治。
政教合一之后，儒教成了被权力改造的宗教，不能算是幸运的，应该是悲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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