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和程朱理学的区别是什么?儒家文化为什么被封建统治者采纳_儒家_孝道_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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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 儒家和程朱理学的区别是什么
  • 儒家文化为什么被封建统治者采纳
  • 儒学的根和魂是什么
  • 明洪武年间的“南北榜案”是怎么回事,又造成了怎样的深远影响
  • 弑母案男孩该身归何处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所提倡的孝道文化对当今社会还有没现实意义
  • 王阳明的心学是儒家正统的发展吗

儒家和程朱理学的区别是什么

【儒家】的代表孔丘,他的思想核心是关于“仁”的学说。“仁”的内容十分庞杂。他提倡的“仁”就是“爱人”,就是“克己复礼”,就是推已及人。孔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仁,就是因为他们都具有仁爱之心。要发展这种仁性的“仁人”,最主要的是学礼、习礼、用礼,用礼来约束自己。因此,他提出“四无”的戒条,即“非礼勿视,非礼勿所,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他认为,“仁”与“礼”互为表里,“仁”是“礼”的内容,“礼”是“仁”的形式,二者必须结会起来,表里如一。他提出以“孝悌”为“仁”之根本的处理不同社会关系的道德说教:要求子对父要孝,弟对兄要恭、对长要顺,臣对君要忠、对友要“忠恕”。为了怀柔、安抚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小人”,对他要讲“恭、宽、信、敏、惠”五德。这样,才能使“近者悦、远者来”,就可以“天下归仁”。他还把“智、仁、勇”三者联系在一起,认为仁是核心;智是知仁,是经过学习而懂得处理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宗族、官民关系的“礼”的规范;勇是行仁,是懂得了“礼”的规范就照着去做到。这三者具备,才是“仁人”。这些就是他提倡的调整社会关系的道德论。

在宇宙观方面,孔丘是一个天命论者。虽然他对鬼神采取了怀疑态度,主张“敬鬼神而远之”(《雍也》),但是他笃信天命。他说:“唯天为大”(《秦泊》)。他认为天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他指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而首要的是“畏天命”(《季氏》),否则,“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在他的哲学中,“天”一般是作为有意志、能赏罚的人格神来加以使用的。有时他还离开“天”讲“命”。如他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宽问》)反映了西周以来天命论向命定论转化的新特点。

在认识论方面,孔丘存在着先验论和反映论的矛盾。他肯定有“生而知之”者,同时又强调“学而知之”;他一方面讲“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一方面又提倡“多闻多见”、“博学勤问”、“温故知新、“因材施教”。但是,他的认识论中反映论的合理因素都统率于先验论的前提之下,无论就学、问、温、知的内容还是方法,都是排斥社会实践的,因而始终没有跳出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圈子。

孔丘认为,矛盾是有害的,提出“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为政》),他主张“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第六章),提倡“中庸之道”,宣扬“允执其中”(《尧曰》)和“无可无不可”(《微子》)。他把“中庸”——折衷作为自己为人行事所要求达到的最高境界,也是他的整个哲学思想的一根轴线。在人性论上,他既说“性相近也”,又说“习相远也”,好象说人性既是先天的,又是后天的。在历史观上,他承认历代礼制后世继之都有所“损益”、改进;但又认为周礼是历代以来最完美的,反对任何改革。在政台上,他对于“犯上作乱”的被剥削、被压迫者主张“杀无赦”,但又指出要讲点“德治”和“宽猛相济”等等。

孔丘的思想反映了春秋未期的社会矛盾,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时间最久,程度最深,涉及面最广。其中固然有许多糟粕,是必须剔除、摒弃、批判的,但也有一些值得后人批判地继承和借鉴的,对这些文化遗产仍应给予重视。

【宋明理学】宋元明代儒方哲学的泛称。汉儒古文经学派,侧重于名物训诂,而宋儒则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故有此称。理学的创始人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孙复、胡瑷以及石介曾在太学任教,训释经典,自立断义,对当时士大夫影响很大,被称为宋初“三先生”,是宋代理学家的先驱。然而北宋时还没有构筑起完整而系统的理学体系。直到南宋中期,方由朱熹加以完成。朱熹建立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认为“理”是离开事物独立存在的客观实体,具有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为学应“即物而穷理”、“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与朱熹同时代的,还有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一派,与之相对立,他们断言“心”是宇宙的本体,“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为学主先“尊德性”,“发明本心”,而“六经皆我注脚”。至明代,王守仁进一步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形成陆、王学派。然张载的气一元论和二程不同,至明代王廷相、清初王夫之等人,曾先后发展张载的学说,以反对程朱和陆王的学说。

儒家文化为什么被封建统治者采纳

服从 愚忠 等级 的部分可以大大利用 根本缺少的是 人格独立 思想自由 人的实现 这也是中华民族与现代接轨 必须摈弃的东西

儒学的根和魂是什么

仁同义的出处在系辞里,仁同义产生时的意义同现在是不一样的。仁是君主固位用的,义是国家规则。早期的儒家对仁和义做了引申的理解,又加入了许多别的概念。

明洪武年间的“南北榜案”是怎么回事,又造成了怎样的深远影响

我们先说说“南北榜案”是咋回事?

洪武三十年二月,朱元璋迎来了三年一遇的会试,他选择了一位元朝旧臣,已是耄耋之年的翰林学士刘三吾,主持丁丑科的殿试。后来一发榜,众学子都傻了眼,春榜所录的五十一名考生,都是一顺儿的南方人,因此这次春榜又称之为南榜。

会试落第的北方举子一下子全都炸了窝,大家联名上疏,状告主考官刘三吾﹑白信蹈等偏私南方人,并声称这是赤裸裸的地域歧视,一时间,朝野震动。

随即明太祖朱元璋令人复阅落第举子的试卷。

经复阅后,张信等人将文理不佳,且含有犯禁忌之语的试卷上呈朱元璋御览。很明显,这是刘三吾﹑白信故意为之。朱元璋得知缘由后,勃然大怒,立即将一干人等送往有司定罪。

同年六月,朱元璋亲自策问,取录六十一名考生,值得玩味的是,这六十一人全是北方人,一个南方人都没有,这次夏榜故而又称之为北榜。

从事件本身来看,貌似只是一场普普通通的科举舞弊案,其实这是朱元璋巧妙利用科举制度,充实统治根基,笼络天下士子之心的一场政治运动。

“南北榜案”对有明一代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将全国统考,变成了分地取士,即南北卷,以及南、北、中卷。

如果只是从选拔栋梁的角度来看,原本不该有任何地域之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大明王朝急需维稳的核心诉求来看,貌似只有这么做,才能使各个地方的政治力量发展得相对均衡。洪熙元年,明仁宗朱高炽开始分南北卷取士,南士六分,北士四分。洪熙元年五月,仁宗驾崩,明宣宗朱瞻基于六月即位,他将会试分南、北、中三地定额取士。

“南北榜案”后,常常有举子以史为鉴,或攻击考官,或请求复卷,或冒籍作弊。

但不得不说,“南北榜案”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南北方政治力量发展的明确诉求,那就是均衡。科举制已经不单单是为国取材的一种工具,同时也是朝廷用来控制地方,协调利益均衡的一种绝佳手段。

那些教育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在这次大变革中,考生们受益良多。

自“南北榜”划分之后,大明王朝官场上的官员关系,除了师生关系外,又多了同乡关系。

那时的朋党大致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同榜而出的官员们,第二种是同一个老师的门生们,第三种是同年而出的官员们。而我们说的“乡党”关系,居然凌驾于师生关系之上,大概就是现在同乡会的意思。

万历末期至天启初期,令世人嗤之以鼻的“党争”,更是发展得愈演愈烈,朝中居然分为“齐党”、“楚党”、“浙党”、“东林党”等等一堆党,这堆党相互攻击,毫不让步,把“党同伐异”发挥得淋漓尽致。究其根本原因,正是这个“分榜”制度,为大明王朝最终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希望我的回答能对您有所帮助,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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弑母案男孩该身归何处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所提倡的孝道文化对当今社会还有没现实意义

如果撇开沉重的话题一一儿童弑母案来讲儒家思想的孝道文化,似乎会偏离了题目要求。但是,不论在当今现实社会,还是古代封建统治社会的实际情况上,孝道文化的内涵,本意,目的,就是为了避免杀亲弑母这样的严重事情发生!就是为了防止大逆不道的事情引起社会不满和人心混乱!

实际上孝道文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生活日常,孝顺父母是每一个儿女及小辈的基本道德规范。极小数人的不孝道,只是个案,只是他本身的错,不能以偏概全,管中窥豹。

许多人认为个案的发生夸大到社会环境因素和孝道文化的欠缺,实际上是不厚道,失公道。事实上,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父母和长辈,都会在儿女和小辈们年幼无知的时候,进行长幼有序,尊老爱幼等等的道德教育,并且以身作则,模范引导。这种道德教育,就是孝道文化,只是我们现在不是以学术学问的形式进行推广和传播,不是以规范和规定的方式来强制执行。

当然,造成伤害和痛苦的弑母案,给当今社会和现实家庭敲响了警钟。至于弑母男孩的教育问题,我想当地政府和民间组织会有一个好的帮助方式,好的管理措施的。

“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家庭和社会齐抓共管,才是青少年思想品德教育的当务之急,才是青少年适应社会环境的前提条件。

一一喜茗堂龙新久

2018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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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为网络载图)

王阳明的心学是儒家正统的发展吗

王阳明的心学,相对于当时占主流地位的程朱理学来说,是属于儒家正统的发展。

王阳明的一生,文治武功俱著称于世,对传统儒家思想的发展,贡献巨大。王阳明的心学,是在源头上直接承接亚圣孟子,中间继承了陆象山的学说所形成的,称为阳明心学,或称为阳明学、王学,形成了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的局面,风靡了整个明代的中后期。

阳明心学的影响所及,不仅仅是我国明、清两代和近现代的儒学发展,而且还影响了周围邻国,如日本、朝鲜等国,成为了东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时至今日,在宏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呼声中,阳明心学又成了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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