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暇顾及造句（把名星视为偶像无限吹捧，无瑕顾及贡献巨大的科学家，能发达吗）_法家_法令_儒家

本文目录

• 把名星视为偶像无限吹捧，无瑕顾及贡献巨大的科学家，能发达吗
• 婚内出轨，我该怎么办
• 古时的驭民五术分别是什么有哪些作用和局限性

把名星视为偶像无限吹捧，无瑕顾及贡献巨大的科学家，能发达吗

影视名星是露脸并以轰动效应成名得利的行业，而科学家是需静心聚力探索研究科学规律以发明创造或著书立名的行业。两种行业难以相提并论，前者唯恐大众不知，后者立名著所也少为大众所知实属自然、正常。若科学家也如名星一样在大众面前造势争宠那还能聚集会神搞科研吗？行业的差别使然，与大众“顾及“不顾及、吹捧不吹捧实无太大关联！

婚内出轨，我该怎么办

虽然你的红杏出墙並不是主动的，而且跟老公的工作也有直接的关系。特别是那个老板，就好像是你老公亲自安排的。但这完全在玩火，若再不悬崖勒马，注定要身败名裂。

我劝你一方面立即与那两个男人断绝不正当关系。另方面想办法另找工作。同时让你老公也调整一下工作，尽量顾顾家里，增加两人相处的时间。

古时的驭民五术分别是什么有哪些作用和局限性

看了下其他答案，对于“驭民五术”，好像都是从同一个渠道借鉴来的，用所谓的“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这种简单粗暴的词汇来指代却又不加合理解释，本身就是以偏概全、极度主观，容易对历史形成脸谱化、妖魔化的认识。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基本的常识：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法家、儒家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学派的目标很简单——为帝王服务，它们生来就是为统治者做参谋的；而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实现目标的方式不同。

儒家推崇的方式是由内而外的教化，即通过教育的方式，让人们主动遵守“礼制”——可以理解为守规矩。而所谓的规矩中，最大的一点就是接受、顺从贫富贵贱的阶级差别：“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儒家认为，如果没有阶级差别，社会就不可能稳定。这个概念其实并不陌生，正是目前流行的“阶级固化”。

而法家则完全相反，他们认为人性天生趋利避害，仅仅靠自觉性是不可能养成好的风气，最有效的办法只有俩字：赏、罚，即用外力诱使人们遵守统治者制定的规矩。而且法家天生反对阶级固化：“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於法”，没有亲疏贵贱、地位高下，一律按照根据法规办事。

对于儒家的那一套，法家则是发自内心的不屑一顾，《商君书》里有一句名言：“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

韩非子同样一针见血：依靠贤者治国当然不错，但一百年能出一个大贤吗？但精通法律的官吏，却能随时实现“量产”。

因此，基于以上逻辑，法家建立起了一整套的治国体系，通过商鞅变法得到了首次全面实践，并在随后上百年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完善，支撑秦国由西陲的夷狄之国迈向一统天下之路。相比较之下，一直到汉武帝即位前，儒家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几乎没有获得任何地位。

但任何政策都有时代局限性，商鞅变法的所有目标，都是为了富国强兵；而实现这一目标的着眼点有二：崇君权、促耕战。也就是强化帝王的集权，把人们捆绑到农、战这两大主业上来。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自然需要一定的手段。后世学者根据《商君书》中的阐述，把它归集为两大方面：第一项是“壹民”理论，第二项就是胜民（制民）五法，也就是一些人所说的“驭民五术”。

壹民，指的是对全部国民要统一管理、统一赏罚、统一教化。君主奖赏、惩罚一个人，只有一个参照标准：他对国家的贡献，不能因为任何个人的喜好、关系的亲近来破坏这一原则。《商君书·壹言第八》中有这么一句话：

上开公利而塞私门，以致民力；私劳不显于国，私门不请于君。

君主把在政权中上升的渠道公之于众，那就是对国家的功劳；为私人效力并不能让一个人获得富贵，君主本人也不接受任何私人请托。

只要你为国杀敌、耕种，即使原本是个出身底层的农民，也能获得相应的嘉奖、赏赐，按级别逐渐升迁；但如果你对国家毫无贡献，就算出身于王室勋贵，不好意思，权位也轮不到你。

同样的，法令面前人人平等，无权无势的老百姓只要守法，就能得到保护；王公贵族如果犯了法，那也得依律遭受惩处（秦孝公的哥哥公子虔被割掉鼻子就是典型案例）。

商鞅变法之所以能让秦国脱胎换骨、以一敌六，正是以这种统一赏罚的手段，完全打破阶级藩篱，调动了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从而产生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相对于以往那种阶级森严的贵族政治而言，法家的理论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让旧贵族无法依靠特权剥削百姓，也让无数出身底层的人们获得了出人头地的机会。

但在具体执行手段上，法家则体现出时代局限性。具体而言，就在于胜民（制民）五法。

方法一：以弱去强，以奸驭良。

这里的弱和强，不是指身体状况。弱，指的是遵守秩序、服从国家法令、安分守己；强，就是那些跟制度、政府对抗的行为。一个国家守规矩的百姓多了，就能令行禁止、实现富国强兵；反之，则会一盘散沙，混乱不堪，越来越弱小。

同样的，奸和良也不是我们寻常理解的概念。《商君书·说民第五》中解释，所谓的良，指的是过于信奉道义、仁义的官员；而奸，则是那些不受私人感情影响，以法令为准则的酷吏。“用善，则民亲其亲；用奸，则民亲其制”，所谓的仁义更多的是主观感情，如果用在治理国家层面，很容易演化为以权谋私。相反的，任用那些铁面无私、信奉制度的官员，法令的威严才会被建立起来。

方法二：壹教。这一点很容易理解，统一思想，摒弃儒家提倡的仁义学说，用一种思想、理念来教导百姓，即鼓励他们忠君爱国、奋力耕战，以此将资源高度集中，实现国家强大、人民安居乐业。

方法三：剥夺个人资产，驱使人们保持前进的动力。“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

以奖惩刺激人民耕种、作战，让他们从中获利，逐渐变得富有。而国家财富也在这个过程中随之增加，实力自然增强。

对于富人使用奖惩，鼓励他们掏出财物换取功名爵位，这些人自然会随之变穷；而他们手里没钱了，必然会拼了命的投入到农战大业中去。

说白了，就是让人们保持危机感，随时处于劳动、打仗的状态。

方法四：辱民、弱民、贫民。

其实跟上述理论有重合之处。《商君书·弱民第二十》中有这么一段话：“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可以这么理解：

拉大不同爵位之间的待遇差别，爵位越低越没什么尊严、越高越有面子，人们自然会为了更高爵位拼命；相反的，如果不同爵位的之间差别不大，人们就会对这些虚名毫不在意，从而失去奋斗的动力。

老百姓害怕法令，自然会尊重执行法律的官员，如此则能保证法令的顺利推行；反之，如果人人轻视官员、藐视法令，那一个国家就会乱套。

人性趋利避害，所谓穷则思变，越是贫苦的人就越渴求富贵；相反，一旦人们长期习惯于富有的生活，将会瞧不起君主给予的赏赐，帝王的威严就会荡然无存。

方法五：杀力。

“夫圣人之治国也，能抟力，能杀力”，可以理解为既要能积攒力量，更要会释放、消耗力量。

积攒力量是为了实现国家富强；

对外作战、释放力量，一来可以杀伤敌国、掠夺财富，进一步扩充国力；二来可以为人们提供建功立业的渠道；三来可以消耗本国的强民，避免“无事生非”；四可以通过战争增加人们的恐惧感，反过来更加团结。

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国家信奉这一理念，随时处于对外作战的姿态，其目的不难理解。

综上可见，对于商鞅所代表的法家理论，我们应当以更加全面的角度来评判：

一方面，它具备积极意义。

用国家法令替代以往的宗法制、贵族世卿世禄制，主张不分亲疏远近、职位高低、出身卑贱，把政治利益、荣华富贵完全跟爵位挂钩，而爵位的获取只有一个渠道——农战。短期来看，这一理论瓦解了周礼所维系的阶级固化，摧毁了贵族特权，强化了君主集权，充分调动了全体百姓的积极性，秦国正是以此而走向强盛。

此外，虽然封建时代的“法”是为了强化君主权力，但用法律条文取代特权、自觉性，时至今日仍具备积极意义。以西方世界为例，他们之所以更加遵守公共秩序，并不是因为“素质高”，而是出于对法律的惧怕。人性永远是自私的，仅仅靠自觉不可能形成社会公德心，所谓的高素质都是罚出来的，古今中外、无一例外。

另一方面，它的局限性也一目了然。

它过于信奉惩罚、利诱等刺激性手段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突出了人们的动物性，扩大了人们对物欲的追求，却忽视了个体的不同需要以及在精神层面的需求。

辱民、弱民、贫民等理念，毫无感情色彩，把人们当成了君主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

为了让人们惧怕法令、尊重朝廷，法家崇尚轻罪重罚，以血腥的手段惩罚那些违背了国家意志的百姓。据说当初为了推行变法，秦国出现了“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畜怨积仇比于丘山”的惨状，商鞅也给后世留下了“刻薄、少恩”的印象。

总而言之，法家的理念是直接、干脆、赤裸裸的，虽然短期内很有效，但它的目的是为了强化封建王权，容易沦为封建帝王作恶的工具；同时，由于过于严苛，让整个社会随时都形同一根绷紧的弦，一旦失去敌人就很容易丧失动力，之前一直被压抑的个体需要随之爆发，政权难以实现有序发展。

秦朝虽然灭亡，但在其后两千年的封建史上，历代封建统治者一直遵循着“外儒内法”的治国理念，帝王的素质高下决定着政权的兴衰，其实这就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