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帝国是为什么完蛋的，简单说就是穷死的。大明帝国穷成什么样子呢，我们不要看帝国平民的生活，因为帝国为了财富可以把平民搜刮成乞丐。我们来看看帝国的高官是怎么说的。
万历年间曾担任过帝国首辅的于慎行，曾经感慨：“汉武唐高征讨四夷，发兵动数十万，不知粮饷军装若为供需？今方隅有警，遣一大将将数千人往，犹以樵苏为虑。万历倭夷之警，东援朝鲜，至征天下兵不能四万，古今物力何以相悬若此？”
面对帝国的现实，于大学士完全理解不了，汉唐是怎么发动几十万大军进行远征的。
萨尔浒之战帝国砸锅卖铁也就勉强发兵十五万，战败后竟无力组织兵马再战。要知道这个时候的帝国拥十亿田亩、两亿臣民。而三国时偏居于人丁稀薄西蜀的诸葛亮都能组织十万大军五伐曹魏。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的大军已逼近北京城，崇祯为了给守卫京畿的士兵发饷只得变卖宫中器具，抛弃九五至尊的颜面找大臣们借钱。历代亡国之君各有各的凄惨，但是穷到这个地步的唯独他一个。
偌大一个帝国为什么穷成这样？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当时的中国一点也不穷，甚至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明朝承接宋、元立国，宋元两朝虽然大不相同，但是有个共同点就是海外贸易繁盛，而且对外贸易都是顺差。简单说就是大量的白银在不断地流入中国。
我们的大明帝国在对外贸易上做的也并不差，明朝期间日本约有1.7亿两、西属美洲约1.25亿两白银流入中国。众多国内外学者经过统计后得出的结论是自明中期后，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和占美洲白银产量的一半的世界白银流入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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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百年的持续输入，让中国积累了海量的白银。既然国家不穷，那就是帝国朝廷赚钱的能力太差了。
帝国朝廷怎么赚钱，两个办法一个是收税、另一个是专卖。帝国的专卖实质上也还是收税，只是朝廷从生产、流通到销售全程管控，以求可以收取最高的税费而已。然而帝国垄断经营也赚不到啥钱。我们以专卖中的大头食盐为例，来简单说明一下。
明代使用“纲盐制”，按地区分为10个纲，每纲盐引为20万引，每引折盐300斤，或银六钱四厘，称为“窝本”，另税银三两，公使(运输)银三两（纲外的就是私盐）。商人凭盐引到盐场支盐，运到指定销盐区卖盐。
当时的盐业内资本非常集中，“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
商人怎么获取盐引呢？这就涉及到明代盐政的核心“开中法”，简单说就是商人为朝廷资运军粮、军马、军械等，以换对应数量的盐引。这样朝廷、商人双赢，朝廷还可以在销售终端再收一次盐税，可谓是啥也不干躺着赚钱。
朝廷官员们很快就发现盐引实际就是“钱”，就各种办法奏讨盐引，更有权势的甚至敢直接开出盐引（等同于写空白支票，到了这一步不超发才是怪事）。导致盐业市场迅速混乱，开中法也被破坏。
出了问题朝廷自然就得改革解决问题，然而朝廷并不是去严格控制盐引的发出渠道，而是将盐引标价直接卖于商人，开中法等同于荒废。这样钱多的商家可以控制大量盐引，也等同于控制了合法的食盐市场。小商户自然不会傻到任大商家宰割，边上的私盐可是物美价廉。
官盐市场的崩坏，导致私盐开始大行其道，朝廷盐税也对应的锐减。更严重的是开中制的崩坏让朝廷用卖盐引的钱，根本无法为军队提供所需的粮食、马匹、器械，还得大量贴钱。可谓是一顿操作猛如虎，结果亏成二百五。
帝国税收大头有两块，一块是田赋、一块是商税。其中田赋受限于帝国的疆域面积（也就是耕地面积）和生产力，除非大幅提高田赋比例，在帝国处于平稳后，田赋就不可能再有增长了。
洪武十八年，太祖令全国各省、府将一年所收田赋刻于石板公示作为定额。洪武二十六年帝国田赋达到三千二百多万石，太祖宣布新垦田地永不起科。从此帝国田赋基本就稳定在了三千万石的水平（永乐年间由于安南的并入曾经达到过三千四百万石，但是帝国弃守安南后又回落到三千万石）。
宣德时期，由于江南地区抗议田赋太高，不断的故意拖欠赋税（江南地区税高是因为朱元璋报复当年江南民众过于支持张士诚），朝廷内众多官员也支持减免，宣德皇帝下令减免江南赋税三百万石，帝国的田赋的基准就降落到了二千七百万石，直至帝国覆灭。
这个税赋高么？明代时粮食平均亩产1.3石，太祖时有田8.5亿亩，万历时期为11亿亩，毛算一下明初田赋税率是3.16%，后期税率为1.97%。高么？反正不到汉代的十五税一的一半。
二千七百万石粮食是个什么概念？明朝时米价大致是一两银子兑二石米，换算下来就是一千三百万两白银的样子。不要觉得少，因为正常情况下还收不到这么多。
首先明朝时受限于科技、农业水平，绝大部分年头都不是丰年，各种灾害、气候对农业的影响很大，甚至可以说绝大部分年景是欠收。粮食欠收处于最底层的农户出于生计要拖欠，地方官员们出于官声也会向朝廷争取减免（这不是可以往自己腰包里放的杂税）。朝廷出于赈济、安稳民心以及实际的收税阻力（灾害严重的地方确实没法收），多多少少都得同意一些减免要求，拖欠太久的也只能一笔勾销。
其次由于土地兼并，造成的账面土地流失（张三把地卖给了李四，张三没地了拿啥去缴粮税？李四又不会老实的要求修改鱼鳞册上他的田数）；农户破产弃地成为流民；大户们各种黑箱操作的逃税、避税。所以大多数时间朝廷的实收田税远远达不到账面数值。（明代地方官员能完税八成就是绩优）
田赋收入实际占了帝国财政收入总数的一大半，而通过上文的说明我们知道帝国的田赋收入在不断的下降。而帝国的支出呢，主要是皇族供养、官员薪酬、帝国的军队（赈灾、水利等不是经常性项目）。皇族、官僚队伍在不断壮大（没办法所有政府都回避不了这个问题），呵呵，保持收支平衡的唯一办法就是降低军队支出了。所以明军……(再重申一次大明帝国最惨的不是农民、也不是流民，是军队的普通士兵)
我们再来说说商税，明朝的商税收的更低。洪武时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后期成了抗税的挡箭牌，不是不愿意多缴税，祖制不可违啊）。而且明朝征收商税的能力非常低下，田税有黄册（户口本）、鱼鳞册（土地证）来登记、核算税额，商税呢？啥也没有。
所以商品货值的核定就有非常大的暗箱操作空间，很多地方列出的数额让人瞠目结舌，黄仁宇在他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制财政税收》里举过例子“山西汾阳县，1609年商税6066两白银，税额很高。1578年浙江金华县商税不足7两白银……”（不要说现在，在明代金华也是富得流油的地方）。就算是不懂经济学的，光凭数字也能判定这税不正常。
难道大明帝国这么不爱钱？非也，不是不爱，是想收收不到。为什么会这样，得科举制来背锅了。科举制给帝国带来的好处这里就不再冗述，参加科举的前提是需要大量时间学习，而且老师、书籍、笔墨纸砚都是要花钱的。所以工商阶层的子弟比平民有更大几率通过科举进入官场。
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完善，到了明朝商人们也开始对学子进行投资。他们会主动资助或者借钱给家境贫寒的优秀学子，帮助他们最终鱼跃龙门进入官场。而合作的成功会让双方在以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到这时可以说帝国官场的大部分文官已经成了工商阶层的代表，别说增加商业税种、加税，连按额实收都不可能。有明一代工商漏税、抗税屡见不鲜，而在处理上官员几乎都是偏向工商阶层。就算是收税大多官员也是随便商家糊弄，甚至于让商家自行申报。
每当朝廷财政困难需要开源时，他们都高喊祖制不可违、不可夺民之财、不可与小民争利。更把征收商税跟“仁孝”挂上了勾，熹宗时高攀龙有个《上罢商税揭》，具体内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检索看看，大意就是如果增加商税，熹宗就具备不仁不孝的亡国品质了。但是朝廷针对天下农户开征三饷时就没有什么祖制不可违、不可夺民之财、不可与小民争利的论调了。
帝国的商税少到什么程度，万历早期商税收入是340万两（其中盐250万、茶10万、市舶税4万、通关税60万、营业税20万）。俗话说的好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北宋初期盐、酒两项税收是500万贯，南宋绍兴年间盐、酒两项收到了4300万贯（一贯相当于一两白银）。
四千三百万两是个啥概念？大明帝国近三百年的历史中没有一年全部收入超过这个数的，包括崇祯时加征三饷后的收入。这还只是两个商品的税收，南宋还只是一个偏安的小朝廷，疆域、人口都没法和明帝国相比。现在明白为啥大明官员笔下的军人一个个衣裳褴褛、面黄肌瘦形同乞丐；而宋朝的文官则大多咒骂宋军个个吃的肥头大耳了。钱都到哪里去了，当然是留在工商阶层的口袋里了。
而最讽刺的是宋朝这种搜刮还被视为经济富裕的典范，基本收不到民财的明朝反而成了横征暴敛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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