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十三行，又称广东十三行、十三洋行，是指清朝沿用明朝之习惯称呼广州对外贸易特区内的十三家牙行商人。后来，这地区称为“十三行街”，“洋货行”、“洋行”成为外贸商行的通称。十三行街现为十三行路，原十三行地区位于今十三行路以南及广州文化公园一带。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批准外商在粤海关（广州）、闽海关（厦门福州）、浙海关（宁波）、江海关（松江）四个口岸经商，当时，国内外运到广东海口的商货很多，行商却很少。1686年洋商获准在广州市珠江口的一个街区居住和经商。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下令封锁全国对外口岸，仅保留广州珠江粤海关一带作为对外通商港口（锁国），及不得在中国其他地方经商。广州的洋行集中在离珠江约三百尺的十三行区。在广州立洋行的包括花旗国（美国）、红毛国（英国）、双鹰国（奥地利帝国）、单鹰国（普鲁士）、黄旗国（丹麦）、法兰西、瑞典、葡萄牙等国商人。十三洋行区除洋商、十三行外，还有官办的商行。
“十三行”之名是沿袭明代的旧称，“万历以后，广东有所谓‘三十六行’者出，代市舶提举盘盘验纳税，是为‘十三行’之权舆”，当时的商行时有增减，康熙年间只有“行口数家”，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行商发展到十六家，在广东官府支持下，成立了垄断性的“公行”。乾隆十六年（1751年）则有洋行26家，所以广东十三行只是形容最兴盛的十三家。十三行以同文行、广利行、怡和行、义成行最为著名，其贸易对象包括外洋、本港和海南三部分内容，经营出海贸易的称为海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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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广州公行”正式成立，到三十六年（1771年）即被解散。其间又出现一批豪商巨富，如卢观恒、潘振承、潘有度、伍秉鉴、叶上林等人，最著名的是广东南海县富商伍秉鉴经营的怡和行，伍秉鉴家族则坐拥2600万银元（估值约50亿人民币），是当年的世界十大首富之一。矗立于珠江岸边的伍家豪宅，与《红楼梦》的大观园媲美。广州十三行成为有清一代与两淮盐商、山西的晋商三强并立的行商集团。
十三行早期的贸易对象，有荷兰、英国、丹麦、西班牙等西欧国家。外商洋行受严格限制，例如：外商与中国官府交涉，必须由十三行作中介，外商不得在广东省住冬，番妇不得来广州，外商不得坐轿，外商不得学汉文等。因官办的商行，诸多舞弊，而十三行价格统一，货不搀假，不欺诈，有良好商业信用，外商要中国商人代办手续，多通过十三行。美国商人亨特《广州番鬼录》中说：“由于与被指定同我们做生意的中国人交易的便利，以及他们众所周知的诚实，都使我们形成一种对人身和财产的绝对安全感。”十三行垄断了对外贸易，富甲一方。屈大均有诗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十三洋行建筑，多为三层楼结构，底层作货仓，二三层作漂亮公寓。十三洋行建筑华丽，宛如西洋画。十三洋行建筑中，最有名的是“碧堂”，（清）李斗著 《扬州画舫录》记述：“盖西洋人好碧，广州十三行有碧堂，其制皆联房广厦，蔽日透月为工”。扬州四角烟雨中的澄碧堂就是仿效广州十三行碧堂建筑形式而建造的。
十三洋行区不但是外商在华的经商基地，还是基督宗教传教士到中国传教的进驻地。苏格兰传教士马礼逊曾驻广州，任洋行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
虎门销烟
禁烟运动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向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出口丝绸、瓷器等，维持了100年以上的贸易顺差地位，其结果是全球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而欧洲出现了贵金属货币的短缺，因此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获取白银而向中国走私鸦片，以扭转与中国的贸易不平衡。按当时世界走私鸦片大王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没有一位广州行商是与鸦片有关，他们无论用什么方式，都不愿意做这件事”。美国商人亨特也在他的著作中写到：“没有一个行商愿意去干这种买卖”。
从史料上看，伍秉鉴的怡和行向来做的是正经生意，但是一些伍家担保的外国商人为了牟取暴利，往往夹带鸦片。1839年，林则徐抵达广州负责禁烟，一方是朝廷官府，一方是多年来贸易往来的生意伙伴，两边都得罪不起。伍秉鉴和十三行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化解矛盾，阻止战争爆发。伍秉鉴的儿子伍绍荣将外商上缴的1037箱鸦片交给林则徐，希望能就此结案。但是，林则徐认定这1037箱鸦片是十三行行商与英商串通一气欺骗官府。3月23日，林则徐派人锁拿伍绍荣等人到钦差大臣行辕审讯，伍家再次妥协，表示愿以家资报效。但是，林则徐下令将伍绍荣革去职衔，逮捕入狱。
伍秉鉴
捐资救国
1840年6月，英国远征军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伍秉鉴甚至其他行商，都为这场战争贡献了巨额的财富。战争一开始，伍秉鉴和十三行的行商们就积极募捐，出资修建堡垒、建造战船、制作大炮。纵然如此，清朝政府仍全线溃败。1841年5月，英军长驱直入兵临广州城下时，奕山统领的清军部队无力亦无心抵抗，于是想出了一条计策--令行商前往调停。广州城外，奉命行事的伍绍荣与英军首领义律展开了讨价还价。最终，双方签订《广州和约》，按协议，清军退出广州城外60里，并于一个星期内交出600万两赔款；英军则退至虎门炮台以外。这600万两巨款，有三分之一由十三行商人出资，其中伍秉鉴所出最多，计110万两。1842年，鸦片战争以中国战败结束。在战败赔款中，伍家认缴100万两，行商公所认缴134万两，其他行商摊派66万两。
历次火灾
从广州十三行的形成至逐步消亡的二百多年间，广州十三洋行先后发生过多次大火。火势迅猛。1822年，十三行附近一家饼店失火，波及十三行，大火连续烧了两日，夷馆、洋行多间被烧毁，损失惨重。据后统计，11家洋行未被烧的只有5家。外商的货物全部烧毁，所有行商房屋货栈变成了灰烬，牵连附近的房屋店铺千余家。第二次大火是鸦片战争之后，100多名英军士兵在洋行前中国人开的水果店抢水果吃，还用刀将店主划伤，激起了广州民众的愤慨。半夜，广州民众火烧英国商馆，广州清政府官兵前往救火，被群众掷来的密集石头阻截，使之不能前进。大火一直烧到第二天才熄灭。
第三次大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驻扎在十三行地区的英军，为阻止中国军民对外国商馆的袭击，拆毁了十三行地区周围大片民居，留下一片空地以防止中国军民的偷袭。12月14日深夜，痛恨侵略者的广州民众从被拆毁的铺屋残址上点火，火势瞬间即蔓延至十三行外国商馆区。1915年7月13日，正当广州遭受水灾之时，十三行一带不慎失火，祸及专售火油、火柴等的同兴街。油箱爆炸，油浮水面，火随油流。火势更借珠江上首尾连结的船艇蔓延至河南大基头，珠江两岸顿成火海。同时因街道水深数尺，难以施救，大火持续两天两夜，25条大小街道尽成火场，烧毁商号、住户2000多家，造成重大生命财产损失。
十三行商是拥有垄断中外贸易特权的商业组织，也是清政府与外商之间的媒介，兼有外交职责。清朝统治者授予行商以外贸特权，但也从他们身上取得更多的财富，每年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和粤海关监督进献各种珠宝珍玩，如钟表、花瓶、珐琅器皿、雕牙器皿、日晷等，“俱令洋行采办物件，赔垫价值”，最后都是由十三行付现，“积习相沿，商人遂形苦累”。也有不少用在军费之上，例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清廷为镇压台湾的林爽文起义，令行商捐输三十万两。
南京条约
许多行商在清廷的压榨下纷纷破产，1773年至1832年广东商行总共向吏部捐输3,950,000两。在鸦片战争后，道光二十三年伍秉鉴曾独自承担《南京条约》中外债300万银元中的100万。随着《南京条约》签订后的五口通商，道光二十三年七月初一（1843年7月27日）允许英国商人在各口岸任意与华商交易，广东丧失了在外贸方面的优势，广东十三行的辉煌时代也随之结束。自此晚清帝国也快速沦为西方列强在华掠夺财富的保护伞，中华文明古国逐渐步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时期。
十三行所在的十三行路，20世纪末以来变为服装批发一条街，主要经营女装成衣批发（新中国大厦、美衣城、红遍天等），亦有经营男装成衣批发。以十三行路为中心的故衣街、豆栏上街、和平东路、桨栏路服装商场（市场）环绕成的物流商业圈，已经成为广州历史最长的服装批发集散地。
锦纶会馆建于清雍正元年（1723年），是清代广州丝织行业的行业会馆（即“锦纶行”），是丝织行业老板们聚会议事的场所，是广州唯一幸存的清代行业会馆建筑。黄埔古港是清代广州的对外贸易口岸，外国商船只准停靠在黄埔泊地，在取得通行证后，由本地的小船拉着货物和人送到十三行做买卖。2016年9月30日，广州十三行博物馆正式对外放，十三行博物馆位于广州文化公园展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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