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致靖【清末维新派领袖】_光绪_康有为_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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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致靖简介

徐致靖

徐致靖(1844年—1917年),江苏宜兴人,清末维新派领袖。德宗光绪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侍读学士。1897年德国侵占胶州湾,徐致靖以外患日迫,亟思变法图存。1898年上疏光绪皇帝明定国是,以一定心,而维时局。主张破除资格并向光绪帝推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张元济等人。认为苟欲变法,必广求湛深实学、博通时务之人而用之,而后旧习可得而革,新模可得而成。又请废八股,改试策论,裁汰冗官,酌置散卿,宜练重兵,以备边患。百日维新期间,擢为礼部侍郎,戊戌变法后,被革职监禁。1900年出狱,定居杭州。1917年因病逝世。

徐致靖资料

出生日期:1844年

出生地:江苏宜兴

去世日期:1917年

民族:汉族

国籍:中国

性别:男

中文名:徐致靖

徐致靖人物生平

徐致靖

1897年(德宗光绪二十二年)德国侵占胶州湾,徐致靖以外患日迫,亟思“变法图存”。次年上疏清光绪帝明定国是,“以一定心,而维时局。”主张破除资格并向光绪帝推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张元济等人。认为“苟欲变法,必广求湛深实学、博通时务之人而用之,而后旧习可得而革,新模可得而成。”又请“废八股,改试策论,裁汰冗官,酌置散卿,宜练重兵,以备边患。”“百日维新”期间,擢为礼部侍郎,“戊戌变法”后,被革职监禁。

1900年出狱,定居杭州,自号“仅叟”,后清亡民国立,即剪辫,并要求子侄孙辈剪辫子,说康有为等人的复辟行为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徐致靖其他作品

徐致靖生平勤奋好学,为人正直,“廉静寡欲”。著有《上虞县志》、《奏议》、《仅叟诗文》若干卷,所著《论语解》未能完稿,皆藏于家。

其子徐仁铸亦是变法维新志士,为清末四才子之一。

徐致靖轶事典故

大难不死的戊戌第七君子

当年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大肆逮捕维新派官员。徐致靖也进了监狱。慈禧亲笔批文立即斩决的头一个人就是徐致靖。李鸿章与徐致靖的父亲是同科进士,又是密友,私交很深。李鸿章就想方设法救徐。他知道自己出面救徐致靖不妥,只好求慈禧的红人荣禄帮忙。碍于面子,荣禄只好向慈禧说情。不料慈禧大怒,责怪荣禄为帝党开脱。荣禄马上跪地申诉说徐致靖只是个书智障者,根本不懂得新政,只是在维新派里唱昆曲、玩围棋而已,而且在宣布维新后的3个月内,皇帝一次也没有召见过他。

慈禧立即派太监查询。因宫廷规定,皇帝召见任何人都要有记载,一查便知。太监核查后回报说:3个月内皇帝确实没有召见过徐致靖。这下慈禧稍有转色,再加之荣禄是她最宠信之人,慈禧就改判徐致靖为“监候”(即死缓)。

而事实上,光绪没有召见徐致靖的原因是因为他双耳重听,别人跟他说话不提高声音就听不清楚。而光绪左右时有慈禧耳目,所以为保密起见不太召见。

徐致靖大难不死,“戊戌”变为“六君子”。徐致靖出狱后,一直居住在杭州,改名徐仅叟,意思是“六君子”被害,刀下仅存的老朽。

因为菜市口刑场幸免于难,所以,徐致靖和张荫桓在历史上的声名远不如当时就被害得“六君子”那样光芒万丈,但历史不应该忘记他们。

刀下何以仅存

“戊戌七君子”怎么成了“戊戌六君子”?徐致靖何以能不死?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9月24日,九门提督署到徐府抓人时,正值徐致靖外出,一回家,他就自行到刑部投案,并无惊慌失措。

他的官职比“四京卿”要高,又保举了康、梁、谭等人,还上过许多变法改制的。入狱之后,他自以为必死,9月28日,他得知要处决一批犯人,穿好官服等候上路,几个子侄也准备带上棺材在菜市口等候。因为侄儿徐仁録去路上迎接从长沙北来的徐仁铸,徐仁镜呆了,不能说话,只有侄儿徐仁铨一人赶到菜市口:

看见人山人海,纷纷谈说:差使(按为当时口语,即处决人犯的官卒)出来,头一辆车一定是徐致靖。霎时间,听炮声,远望顺治门洞里,涌出一支人马,街上人喊道:差使来了。又听见有人喊道:很奇怪,怎么头一个斩犯是谭大人呢?

只见第一辆囚车上是谭嗣同,第二辆是,第三辆是杨锐,第四辆是林旭,第五辆是刘光第,最后一辆是康广仁。

徐仁铨目睹大刀王五收了谭嗣同的尸。人散了,也没见伯父被绑出来,只好把棺材先寄存在原来的店中。回了家,见仁镜还瞪着眼呆立在门口,赶紧把他拉进家,告诉他今天没有事。

这一史无前例的惊天大案刑部不敢审,奏请派大臣会审,结果突然下旨处斩,越过了当时所有的法律程序,刑部官员都很惊讶,连《大清律例》都不顾就要杀人。

徐致靖由“斩立决”改为“斩监候”,原来是李鸿章“重托荣禄”,才保住性命。徐、李两家渊源很深,外人不知。他幸免在狱,读书养性,并没有后悔自己卷入维新运动,对前去探监的侄婿言謇博说:“我们主张变法改制,效法,可谓对症下药,虽然没有成功,但我相信,将来还要走此路,这是大势所趋,少数人阻挠不住的。”狱中,《祭六君子文》《续正气歌》的腹稿都打好了,等他到杭州住下,才默写出来。在狱两年,精通中医的他常为犯人治病,救活了不少人。八国联军进京,全部犯人释放,他不愿走,“我是大清国的犯官,判我绞监候,现在外国人开监放囚犯,我不能听他们的命令”。一直等到监狱的伙食都停了,他才肯出来,并请刑部尚书贵恒代奏请命,两个月后,得到西安来的赦旨,才经天津航海南下,在杭州姚园寺巷定居。这个房子是徐仁铸在戊戌事败母亲病故,扶柩南归后的定居之所。这年8月等到父亲出狱南下时,他已患肺病去世,“徐徐云尔”,父子终于未能见面。当时有人集一联:“不孝男徐仁铸,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显考;昧死臣谭嗣同,末学新进,罔知忌讳,干冒。”

徐致靖晚年常说:“我应该跟六君子一起走,留下我有什么意思?”

在他外孙许姬传的回忆录出版前,他何以不死长期都是个谜。戊戌事发,他被捕当天,李鸿章在院子里转圈子,最后决定找荣禄帮忙:“年侄徐子静,是个书智障者,好唱昆曲,并不懂新政,你给讲个人情。”荣禄表示为难,因为徐是要犯。李再三重托“保住他的性命”。第二天,荣禄面见慈禧太后,看到判罪名单,第一名就是徐,“斩立决”,下面是谭嗣同等六人。荣禄进言:“太后英明,这些人都是罪有应得,不过徐致靖听说是个书智障者,整天在家里唱昆曲,吹笛子,他并不懂新政,恐怕是上当受骗。”慈禧太后面带怒容说:“徐致靖不是好东西,他离间我母子,你为什么袒护他?”荣禄忙跪下说:“奴才不敢,不过据奴才知道,徐致靖升了礼部右侍郎后,皇上没有召见。”太监奉命去查档,果然,光绪帝三个月内都没有召见过徐,她这才辞色缓和下来,对荣禄说:“看你的面子,叫他老死狱底吧。”动笔把“”改为“”。荣禄为表示自己费了大力才保住徐的性命,所以对李鸿章说得很详细。是李的后人亲口告诉徐的后人的。光绪帝为什么三个月没有召见过徐?其实是因为徐“耳朵重听”,身为皇帝,还不得不防。这一点张元济应召时就感觉到了。

原来,李鸿章与徐致靖的父亲徐伟侯1847年同时在考棚应考,李得了疟疾,文章未完成,徐去隔壁探病,李叹息“今科无望,完了”。徐问:“你做了几篇?”李说只誊清一篇,还有两篇是草稿,来不及修改就病了,拿笔哆嗦,无力完篇。徐说给我,我代你整理抄写,递进去试试。结果李一举中了进士。日后李鸿章位极人臣,徐总是当个知县,但两家的渊源非同寻常,不为外人所知。至于荣禄为什么会买李鸿章的账,在当时波诡云谲的复杂时局中,他也离不开懂洋务、会办外交的李鸿章支持、帮助。我前面提及他对陈宝箴也曾力保。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出任,奉旨推荐人才,开列过一个31人的名单,其中就有陈三立、黄遵宪这样的维新派,还有袁世凯。

不悔的密保人才折

徐家杰(伟侯)与李鸿章同榜中进士,一直在山东等地做知县,晚年任北京金台书院山长,但因为受了洋务派影响,“主张开铁路、种牛痘,和李提摩太是朋友,向他打听英国何以能够富强的道理。他教育子弟,着重研究中国历史,还主张研究外国历史”。徐致靖从小受父亲教诲,“治经学、史学之外,留心洋务及经世之学”。1895年,父亲病故,他回宜兴住了27个月,“看到外来侵略频繁,政府官吏贪贿成风,非常气愤,常说要出几个张江陵(居正)、海刚峰(瑞),才能扭转风气,不打算再做官”。急公好义、有乡望的叔叔徐憩泉劝他,身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可以专折奏事,“当国家危急之秋,应该有所建树,岂可倦勤”。年轻的光绪帝在甲午战后励精图治,试图有所作为,朝野内外志士主张变法维新、挽救危亡的呼声日益高涨。1898年6月8日,徐致靖以翰林院侍读学士(正四品)身份上《守旧开新请明示从违折》,提出“外侮方深,国是未定,开新守旧,两无依据,请乾断特申,以一众心而维持时局”。(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是百日维新前夕军机处上呈慈禧太后的重要折片,史称“请定国是疏”。

三天后,即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自强。在此后的103中,徐致靖至少还上过7个重要的折子,对变法进程有或大或小甚至关键的影响:6月22日的请废除八股折,7月7日的《请酌定各项考试策论文体折》,8月14的《请开编书局折》,9月5日的《请酌置散卿折》,9月11日的保袁世凯折,9月14日保举人才折等。有人考证他的这些重要折子几乎都是康有为代草的,其实这一点并不重要。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他6月13日上的《密保人才折》,荐举了工部主事康有为、湖南盐法长宝道兼署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刑部主事张元济、广东举人梁启超共五人,建议光绪帝将他们“或置诸左右,以资顾问;或进诸政府,筹措新政”。

光绪帝当天下旨,预备三天后召见康有为、张元济。据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日记,光绪帝5月26日曾向他索要康有为“所进书”,他回答自己与康不往来,光绪问为何?他回答“此人居心叵测”。问他以前为何不说,他说最近看了康的《孔子改制考》才知。其实,6月15日,康、张还和已被开缺的翁同龢一起吃晚饭。16日,康有为第一次见到了光绪帝。同时,光绪帝下旨召黄遵宪、谭嗣同进京,安排梁启超在各国总理衙门。康、谭等能直接参与新政,徐致靖功不可没。也正是这一折子导致他入狱几乎丧命,“一门三翰林”统统革职。政变发生后,徐仁铸请求代父坐牢,具折陈情:

臣父一生忠厚笃实,与康有为素不相知。臣去岁入湘以来,与康有为之门人梁启超晤谈,盛称其师之品行才学。臣一时昏聩,慕其虚名,谬谓可以为国宣力,当于家信内附具节略,禀恳臣父保荐。臣父溺于舐犊之爱,不及博访,遂以上陈。兹康有为获罪,臣父以牵连逮问,推原其故,皆臣轻举之所致也。

徐仁铸为父开脱,要代父入狱,其情可嘉,他说的既有事实,又非全是事实。当时,他对出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的梁启超十分器重,认为梁的《幼学通议》“切实晓畅,实为蒙养之要”。徐仁铸与陈三立、黄遵宪、谭嗣同在湖南共同协助陈宝箴推行新政。徐仁铸的幕僚周善培回忆说他与谭嗣同、梁任公、黄公度“最为投契”。推荐康有为是因为谭嗣同在他面前称道。湖南新政因受保守势力的反对,阻力很大,他有“改变方针向中枢发展”的想法,他寄给父亲康、黄、谭、梁的简历,由此推动了这份《密保人才折》。胡思敬的《戊戌履霜录》中说,徐仁铸“密疏梁、谭及康有为、黄遵宪”,“求父致靖荐达于朝”。但,徐致靖与康有为并非“素不相知”,而是早有所知。

研究戊戌变法史的专家认为,徐致靖的“请定国是疏”很可能就是康有为草拟、经徐致靖修纂的,除康有为自编年谱外,梁启超的《致夏曾佑书》也说到此事。1898年康有为在北京发起,徐仁镜、徐仁录都参加了,参与其事的也曾向徐致靖称道康有为的才识。徐致靖的保举人才折上去后,康有为住到徐家附近,一天三次到徐家谈维新变法的计划。当时他听康大谈《春秋》《公羊》,“非常投契”。康有为自编年谱中说:

吾以开会,由金顶庙迁至,与徐宅相望,日夕过从。徐君老而好学,乃至请吾说《春秋》,侧座听之,近古所无也。

徐仁镜对外甥许姬传说:“康主张君主立宪,效法日本明治维新,与你外祖的意见相同,所以很谈得来。”

9月4日,由于主事王照上书言事受阻,引发光绪帝罢免六堂官,王照赏三品、以四品京堂候补。第二天,徐致靖升礼部右侍郎(二品)。谭嗣同等四人赏四品卿衔在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这是百日维新的最高峰,也是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举对旧大臣、慈禧太后的刺激加速了戊戌变法的失败。

危机日迫之时,康有为、谭嗣同除了推动徐致靖上书光绪帝,保举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还建议光绪开,起用顾问官十人,请王照和徐致靖等具折保举,徐保的人以康有为为首,王保的人以为首。9月12日上《拟开懋勤殿以议制度折》,9月13日,宋伯鲁上《选通才以备顾问折》,9月14日,《遵保康有为等折》、王照上《遵保康广仁等折》,折子都是康有为起草的。当天,光绪在百日维新期间第十二次去颐和园请安,请示开懋勤殿议新政,被慈禧太后严厉驳回,这是变革启动以来前所未有的。

新政风雨飘摇,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矛盾开始激化。9月17日,光绪明发上谕命康有为迅速出京,去上海办报,不得迟延。(早在7月31日,光绪帝就命康到上海办《时务报》,康曾具折谢恩,却迟迟不愿离变法旋涡的中心北京。)当天,康到徐家吃饭,大家都劝他南行,癖好昆曲的徐致靖还唱了《长生殿·弹词》一折,苍凉动人,康说有“变徵之音”。很多年后,徐和少年外孙叙述往事,还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慨,“虽然知道新政已败,大祸将临,却都慷慨激昂,没有畏缩之态。但谈到光绪帝处境,则相对流涕,一筹莫展”。

1914年春天,徐致靖和康有为劫后余生,终于在杭州重逢,此时离戊戌年已近16个年头。他外孙许姬传看到的康有为是一个头带方顶缎帽、红结子、身穿蓝宁绸袍子、方面大耳黑须的中年人。两人眼光一对,康自称小侄,抢先几步,跪倒在地,徐也跪下,两人抱头痛哭。康说杭州当道是袁世凯的人,怕隔墙有耳,建议笔谈。康从戊戌年得到英国军舰保护安全抵达中国香港 说起,再谈海外的流亡岁月。徐谈的是六君子被杀,刑场情况,并写道:“在狱中得年侄乔茂萱的照顾,可以读书养性,曾作《祭六君子文》《续正气歌》等,是腹稿,下次来时,抄给你看。”说到出狱抵杭州,仁铸已逝时,康写道:“研甫年兄是我党通达时务的杰出人才,与谭复生可称双杰,如他在京,当不致如此惨败。”康说,戊戌年海外误传年伯被害,曾遥为祭奠。庚子年,听说年伯获释,曾托人带银奉赠,并有几首怀念诗,回上海后,当抄寄。徐写道:“钱未收到,诗颇思一观。”

接下来,两人谈到光绪帝之死,在谈到辛亥革命时,两人渐有分歧,康留恋清室,徐则认为满人多昏庸贪贿,不待。

一刀尺白纸,两人手谈了80多张。临睡前,康把纸全烧了,还怕烧不透,用铜尺检查全是黑灰才罢。是夜,康有为与少年许姬传同睡。以后,康从上海来信,用的是日本手卷式的信纸,每封信就像一个手卷,书和文都很精彩,平均每个月有四五封。有便人来,康还托人带些广东的盐鱼、香肠、鲜荔枝等土产。有一次,康派人送来四首诗,其中有徐还在狱中时写的:“愁云惨雾何时解,正气歌成壮更悲。”有徐获释“喜而泪下”时写的:“冤狱两年悲党锢,维新元老纪新猷。”另两首中有句:“黑劫飞灰历几年,当时同补女娲天。”“万年青史纪维新,功罪如何说党人。”徐要外孙送到店里去装裱,并一直挂在外孙的书房里。

1916年夏天,袁世凯死后,浙江吕公望、警务处长夏超迎康有为到西湖避暑,住在刘庄,康邀徐同住。第二天在酒席上,康对吕、夏说徐老是度曲名家,今天大家可以一饱耳福。徐唱了《骂曹》,康欣赏唱腔,并琢磨原著的词意,不断地叫好。那天,徐兴致特别高,说:“坐在小划子(西湖的小船)里唱曲,更为清越好听。”于是大家分别上船,在湖心荡漾唱曲,盛夏之时,西湖游船很多,闻声纷纷靠拢,直到11点,才曲终人散,尽兴而归。康带了女儿和女婿,徐带了两个外孙,在刘庄住了一个月,这是他晚年最愉快的一段日子。“天旋地转沧桑变,世异时移流水悠。”徐作了一首七古长诗《七月既望夜宴刘庄酒后狂歌为南海寿》送给康有为,倾诉19年来的政变风云,壮怀激烈和流亡入狱之苦,其中有“卖主终卖国,甘心湛沉吾神州”之句,这个“贼臣”就是他曾密保、后半生耿耿于怀的袁世凯。

刘庄的夏天让康有为生出了住在杭州的念头,1917年他买下西湖丁家山一带三十多亩地,耗银四五万两,历时四年,在1921年建成了“一天园”,杭州人习惯叫“康庄”。正是在这里,年过花甲的康有为娶19岁的农家女张阿翠为六姨太,成为茶楼酒肆的谈资。他自题“康庄”联曰:

割据湖山少许,操鸟兽草木之权,是亦为政;

游戏世界无量,极泉石烟云之胜,聊乐我魂。

附近的山崖上题词,现在看到的“”等都是他的手笔。1927年康在青岛去世后,“康庄”逐渐衰败。

徐致靖上折子保举谭嗣同,谭因病迟迟未能进京,徐去电催促,到农历七月才姗姗来迟,从那时起,谭几乎天天到徐家,或商量变法的事,或听昆曲,常请徐唱《长生殿》的《酒楼》一折,康有为则喜欢听《单刀赴会》中的“大江东去浪千叠”。

变法事败,康有为出走,谭嗣同和梁启超、徐仁录乘一辆骡车到了日本使馆,谭与日本参赞笔谈:“梁启超君应避死,留为大用,托君重义,使之不死”,自己则“义不应避死”。

“与谭最投契”的徐仁录说,“谭浏阳侃侃而谈,神态坚定”,“他是一位言必信、行必果、重然诺、明大义的豪杰,联袁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被捕前一天,谭嗣同去看林旭,林问:“你走不走?”谭回答:“我不走。”林说:“我亦不走。”谭到徐家,徐致靖留他吃饭、喝酒,谭说:“变法维新失败了,任公我已托日本使馆掩护他到津,由海道赴日,贼党追捕康先生甚急,吉凶未卜。”徐问:“你作何打算?”他用筷子敲了一下头,“小侄已经预备好这个了。变法、革命,都要流血,中国就从谭某开始。”

徐后来告诉外孙许姬传:“谭先生在临危时,谈笑自如,慷慨激昂,真豪杰之士。”并自责:“我对不住谭浏阳,如不保他内调,不致被害。”

垂老之年,徐致靖向外孙许姬传解释谭嗣同的绝命诗时,还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因为他的保荐,1898年8月11日,黄遵宪以三品京堂候补出使日本(此前曾任驻日使馆参赞)。光绪帝被幽禁,黄在上海被捕,因日本的抗议两天后获释,从此隐居著书写诗,留下了《日该国志》《人境庐诗草》等。对他当年的举荐,黄始终难以忘怀。《人境庐诗草》中有十四首《己亥怀人诗》,第一首是陈宝箴,第二首即是徐致靖:

纷纭国是定维新,一鸣惊人泣鬼神。寻遍东林南北一家无人无人。

第十一首是写徐仁铸,前两句为:

臣罪当诛父罪微,呼天呼父血沾衣。

说的是徐仁铸上书愿代父入狱的事。

在徐致靖保荐的5人中,与梁启超关系最远。光绪帝也没有召见过梁,他后来解释其中的原因是由于梁“粤音太重”。徐仁铸与梁启超关系则要密切得多,请梁到就是在他任湖南学政时。

许姬传回忆,进入民国,继康有为到杭州之后,梁启超也来了,身穿黑缎团花马褂,蓝缎团花袍子,头戴美式呢帽,手拿文明棍,坐的是四人抬的绿呢大轿,还有四个警察保护。那天外公也不在家,等外公一进门,梁就下跪。他们的谈话从徐仁铸说起,当梁问及他有没有回故乡宜兴,看看亲友,他的声音提高了,很激动地说:“戊戌变法我们失败了,无面目见江东父老。”:“年伯何必如此,我们都是为国家,不能以成败论。”语气中有点窘。梁启超临走前,拿出一把扇子,请他写字留作纪念。送走了梁,他还自言自语:“前呼后拥,跑到这里来摆架子,刚才我一句话说得他脸都涨红了。”第二天他作了一首七律写在扇子上,后面还有跋:“任公年世兄自京来杭,别十余年矣,不胜沧桑之感,因赋俚句,留作纪念。”

1915年梁启超有一次杭州行,在刘庄停留了10日,当地官僚殷勤招待,热情甚至超过了广东故乡。6月11日,他在杭州给女儿梁令娴写信,说自己在西湖边不忍离开,甚至想在西湖边买十多亩地,种茶、种乌桕,躬耕自得,做个“千户侯”。当时袁世凯称帝在即,他还要挥动如椽大笔去写《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等雄文,躬耕西湖的梦终究做不成,没能像他的老师康有为那样在西湖“割据湖山少许”。

悔之晚矣的密保袁世凯折

1898年9月,百日维新朝夕不保之际,康有为、谭嗣同等曾想依赖、手握新建陆军,对新政表示支持的武人袁世凯,先让康门弟子徐仁录去小站看操(因为其哥哥仁铸与袁是盟兄弟)。由仁铸推荐在袁幕府的回忆,徐仁录到天津后,袁盛宴招待,看操时就坐在袁的身边,“词锋甚利,口若悬河”。仁录回京后,盛赞袁的治军才能,康、谭主张由徐致靖上密折保袁,这就是9月11日上的《密保练兵大员疏》:

臣窃见督办新建陆军按察使袁世凯,家世将门,深娴军旅,于泰西各国兵制及中国现在应行内治外交诸政策,无不深观有得,动中机宜。臣闻新建陆军之练洋操也,精选将弁,严定饷额,赏罚至公,号令严肃,一举足则万足齐举,一举枪则万枪同声。……

这才有光绪帝两次召见袁世凯赏赐候补的事。调袁进京,招慈禧太后之忌,一也。袁不可靠,二也。徐致靖谈起此事,“非常悔恨,似乎是终身遗憾”。当时,徐仁镜曾劝他们慎重,“交浅言深,是一种轻举妄动。因为袁是荣禄的部下,虽小站所练新军,博得称誉,但人数不过七千。袁是个看风使舵的人,他曾赞成办新政,那是趋势。”徐仁录后来也承认,“欲倚靠袁之兵力救光绪、诛荣禄,乃谭浏阳、康南海与我合谋,诚为孤注一掷”。可惜徐仁铸当时远在湖南,他如果在京,也许会力阻,毕竟他“深知袁之为人”,他是青年翰林中熟悉时务的后起之秀,受到李鸿章的欣赏,也是翁同龢的得意门生,他被革职后曾说:“保袁最为失策,此人居心叵测,如不保袁则维新变法虽失败,六君子或不致全部被害,一着错,满盘输。”他说林旭有见识,林有诗:“本初见者莫轻言”,对袁是有警觉的。

1916年6月7日一早,远在杭州的徐致靖得知袁世凯的死讯,脸上露出了戊戌以来18年从未有过的笑容,前来报信的人络绎不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闹气氛,他说:“我垂暮之年居然赶上这一天。”他预备酒菜,对亲友说出了自己从未说过的心里话:

戊戌政变,屈指算来,已经十九年了。维新派在中国积弱的局面中,想要变法图强,可是没有清楚当时的局势,操之过急,以致昙花一现,终于失败。我们觉得光绪帝在甲午战败后,有变法图强的意思,想依靠他实行君主立宪。而慈禧是一个阴狠毒辣的暴君,光绪四岁登基,是她的傀儡,后来表面上归政,实际大权还在她手里,在这种恶劣环境中,我们的想法是太天真了。至于想借用袁世凯的兵力保护光绪,扭转垂危的局面,则是病急乱投医的举动。我是密折保袁世凯的人,徒然给他一个出卖维新,扶摇直上的机会。

他还说,“戊戌变法,因袁世凯告密,而慈禧再垂帘,囚光绪,捕杀维新党人,成为千古奇冤。”好在打倒袁世凯的蔡锷,是当年办的学生,梁启超的得意门人,戊戌党人不仅参与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而且报仇雪恨,终于吐出了多年郁积于胸的怨气。他希望中国从此能上下一心,建立起名副其实的共和政体。

1917年,他得知康有为参与,愤怒地写了一封长信力劝康离京。原信未保存下来,他外孙记忆的要点有:“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我们变法维新的主张是对的。我们对的腐败贪污,表示不满,所以要除旧布新,这一点也是站得住脚的。”“我们对光绪皇帝有知遇之感,是因为他能够听我们的条陈,进行变法,而不是因为他是清朝皇帝,所以捧他。”“我们主张君主立宪,并不赞成专制,宣统我们毫无所知,岂可跟着别人胡闹。”他听说康即将出任副院长,院长是袁的死党徐世昌,“你做他的姨太太,我替你难受。”复辟虽然12天就完蛋了,他却为此痛心不已,认为此举有损声誉,心中愤懑,经此刺激,第二年春天,他在杭州一病不起,以75岁而终。病中他还在打听康有为的下落,为这位曾共患难的老友而惋惜。

开吊之日,康有为寄来挽联,沉痛亲切。多年后康女同壁对他外孙说,她父亲一生最敬重徐致靖,“有知己之感”,还告诉他一件事,当年慈禧太后派兵舰飞鹰号追重庆轮,追捕康有为,中途油不够,开回天津,舰长以办事不力被监禁。后来才知是这位舰长刘冠雄(做过民国海军总长)故意放走康有为的。当时有识之士赞成变法,对康有为抱有同情。

史学界一直有一种说法,戊戌政变的发生起源于袁世凯的“告密”。也有史家根据袁世凯的《戊戌日记》,认为“政变与袁世凯告密无关”,袁乃至荣禄都是想保全光绪帝的。这一日记直到袁死后10年(1926年)才公布于世,其可靠性受到质疑。袁的告密也许从时间上晚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但无疑告密扩大了政变的残酷性。无论从毕永年日记《诡谋直记》,还是徐家后人许姬传的《戊戌变法侧记》来看,袁都难逃告密的嫌疑。前者是当事人当时的记录,后者是当事人的口述回忆,可以相互参证。

晚清乱政下的死亡滋味

徐致靖进了刑部的大牢,随着时局的发展,死罪虽免,却依旧命悬一线。因为朝政向后转,保守派猖獗,还是要杀人。在牢里,徐致靖开始家人还能探视,后来连探视都不允许了。

在里面,徐致靖也明白,时刻准备着,什么时候被拖出去砍头,一身朝服,总是穿在身上。这边闹起了义和团,北京城大乱。英国使馆顾不上中国人了,远在新疆的张荫桓,被补了一刀。在牢里的徐致靖,一时半会儿,居然还没事。因为当家的载漪,刚毅和徐桐们,正在忙着肃清政敌,这个死老虎,可以暂时搁一搁。

他们最想杀的人,当然是光绪,但这事得等西太后把皇帝废了再说,接下来要杀的,是李鸿章,但李鸿章已经远飏广州,鞭长莫及。庆亲王奕劻也可恨,但此人滑头得紧,抓不住把柄,而且深得西太后的信任。张荫桓已经假西太后的手给杀了,徐致靖关在大牢里,什么时候要杀,一句话的事儿。剩下的朝臣,但凡有出头对他们所为表示异议的,一个不留。

许景澄、袁昶、徐用仪、联元都掉了脑袋。连一向受老太婆宠信的户部尚书立山,居然因为在义和团的问题上跟载漪拌了几句嘴,也被关进了大牢(也有传说,是因为立山在跟另一个支持义和团的庄王载勋,争一个妓女,结果被载漪和载勋联手黑了)。一口气没上来,差点背过气去。还亏了在牢里的徐致靖懂点医术,给他救过来了。可是过了几天,立山这个做了多年内务府大臣,把西太后伺候得特别舒服的公子哥,还是被杀了。这种时候,西太后和一堆保守派大臣,基本上半疯了,就是要跟西方决裂,人挡杀人,佛挡杀佛,杀红眼了。

原本,关在牢里的徐致靖,肯定是要杀的。但八国联军打来得太快,西太后走得过于匆忙,只来得及把珍妃丢到井里,已经来不及派人去刑部大牢了。联军进城,京城的官员衙役做鸟兽散。大牢里的囚犯,一哄而散,跑得一个不剩。但是徐致靖不肯走,说他是朝廷的钦犯,不能就这么被外国人给放了。幸亏牢里有主事的,是他的学生,提前通知了徐致靖的家人,把老爷子给强接了出去。

等到事情过去,西太后逃难回来。再一次要变法了,徐致靖这事儿,也就稀里糊涂了了。一纸赦令,老爷子回到老家,依旧唱昆曲。自号仅叟,意思是,大难之中,仅剩下的人。此前差不多两年功夫,天天都命悬一线,尝够了死亡的滋味,居然活过来了,真是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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