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诞生在与湘江相邻的湘潭韶山冲，清代乾隆二年《韶山记》记载：“韶山，南楚一名山也。”
两千多年前，楚国伟大的诗人屈原诞生在长江之畔的秭归乐平里。
他们的诞生地均与江、山紧密相连，可谓山青水秀，人杰地灵，而且诞生地均属楚国疆域。
湖南沅湘一带，曾经是屈原流浪过的地方，讴歌过的地方，也是他殉难的地方。
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从韶山到湘乡、湘潭，再到长沙，均是楚风极盛之地。也许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地缘”情结吧，毛主席对屈原可谓情有独钟，终身喜读《楚辞》，并将自己的诗词熔铸成新一代的“离骚”。
屈原是战国时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楚辞的主要代表作家。
在屈原之前，《诗经》中有许多优美动人的作品，但它基本上是群众性集体性的创作，个性的表现甚少。而屈原的创作，却是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以及他全部生命的热情，打上了鲜明的个性烙印。这标志着中国古典文学创作进入一个新时代。
在诗歌形式上，屈原打破《诗经》那种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简短朴素的体制，创造出句式可长可短、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复杂的“骚体诗”，这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由屈原开创的楚辞在中国诗歌史上有重要地位。《诗》、《骚》并称，成为我国古典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特别是《楚辞》中屈原的作品，以其深邃的思想、沉郁的感情、丰富的想象、瑰丽的文辞，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楚辞的比兴寄托手法，不仅运用在遣词造句上，且能开拓到篇章构思方面，为后人提供了创作的楷模。
楚辞对其后的赋体、骈文、五七言诗的形成，又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诚如南北朝时期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所说：“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韶山文化积淀深厚，诗风颇浓，毛氏宗祠墙壁上画有舜的二妃娥皇、女英事迹的图像，这些人物都在屈原作品中出现过的。毛主席从小耳濡目染，当碰到《楚辞》的有关描写时，自然不会感到神秘莫测，而是亲切有趣。这也促使他从很早就爱读屈原作品。
早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就在《讲堂录》中，用工整的小楷抄录了《离骚》、《九歌》全文，在《离骚》正文的天头上，写有各节的提要。
1918年春，罗章龙赴日本留学，毛泽东赋古风《送纵宇一郎东行》送别，诗中有“年少峥嵘屈贾才”句，将屈原、贾谊并称，可以看出屈原已成为那批同学学习的榜样。
1951年7月7日，毛泽东邀请周世钊、蒋竹如在中南海划船时，曾说：“《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有一读的价值。”
毛主席还多次在政治外交场合提到屈原，并且数次向国外朋友推崇、介绍屈原。
著名汉学家费德林在《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一书中说，1949年毛主席率代表团赴苏联访问期间，他任苏方翻译。一次，毛主席与他大谈中国古典文学，在谈到屈原时，毛主席说：
“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
这应当是毛主席对屈原最高、最全面的评价，把自己看作是屈原“生命长存的见证人”。
1954年10月26日，毛主席在会见访华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时说：
“屈原是中国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写了许多爱国的诗，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千百年来，中国人民把他死的这天作为节日，就是阴历五月五日端午节。人们在这天吃粽子，并把它投到河里喂鱼，使鱼吃饱了不再去伤害屈原。”
毛主席具有超乎寻常的语言概括能力，他仅仅用了四句话，就向尼赫鲁讲清楚了端午节的来历，且对屈原作出了较高评价，称赞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
毛主席在送别访华后即将归国的尼赫鲁时，又特地引用屈原《九歌·少司命》里“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的诗句，来表达对尼赫鲁的友好之情。
1957年12月，毛主席让为他管理书报的逄先知请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收集了五十余种，列了一个书目。在这段时间里，毛主席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些书。
毛泽东将屈原精神运用到党员干部的教育上，激励人们奋发有为，积极向上。
1957年，新华社的吴冷西调到《人民日报》社工作时，毛主席找他谈话：“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情况，要有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五不怕精神。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毛泽东列举屈原、司马迁为例说，“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放逐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到腐刑乃发愤著《史记》。”
1958年，是毛泽东读屈原著作最勤、感受最多的一年。1月12日，他在一封信中说：“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1月16日，在南宁会议上，他又向与会干部介绍自己的读书方法：“学楚辞，先学《离骚》，再学《老子》。”
1958年9月，毛主席在安徽视察时，借来一本《楚辞集注》，问随行的张治中：“你读过《楚辞》吗？”张治中回答说：“未读过。”毛泽东说：“这是本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
1959年8月1 6日，毛主席在《关于枚乘（七发）》一文中说：
“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
屈原的作品，比较集中地表现出他坚持真理、恪守气节、宁死不愿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在屈原作品中，通过对以楚怀王为首的腐朽贵族集团的揭露和自己遭谗被疏的痛苦愤懑的抒发，充分表现出他对“美政”的追求和对楚国黑暗统治的大力批判。这种批判精神，也正适宜毛主席的个性。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等人的成就虽不如屈原，但他们继承了屈原的这种精神，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可喜之处”。
1959年和1961年，毛主席又两次要《楚辞》读，还特别指名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和明陈第撰写的《屈宋古音义》。收藏在中南海菊香书屋里的《屈宋古音义》中，毛泽东用红蓝两色铅笔对《离骚》中的一些段落作了圈划。
对于屈原的创作，司马迁曾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把屈原的作品价值同他的人生遭际和人格光辉联系在一起来评价。毛主席很同意司马迁的观点，并加以发挥。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
“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因为开除了‘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
最能反映毛泽东对屈原的综合评价的，大概要算他1961年秋创作的《七绝·屈原》：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这首七言绝句是毛主席赞颂屈原诗品和人品的诗化评论。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是说屈原的《离骚》等光辉诗篇，是他手中紧握的足以致敌于死命的利剑。这是赞屈原诗作的战斗威力。“杀人刀”的比喻，是对屈原作品的真理性和批判威力的形象化表述。毛主席这两句诗对屈原作品的评论，一扫千百年来咏屈原诗作中的忧愁幽思、悲愤同情的气氛，出语惊人而深刻地指出：屈原的诗歌是指向腐朽势力的战斗檄文，读之使人感奋！这是前无古人的独创之论。
“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是说由于社会的黑暗，奸佞小人太多而贤德之士太少，屈原感到政治理想无法实现而奋身跃入汩罗江，悲壮而死，以死报国。从表面上看，屈原是被反动势力迫害死了；但从本质上看，屈原的精神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千古流芳。正如毛主席所说：“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
1972年9月27日晚，毛主席在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时，将一套线装本的朱熹《楚辞集注》作为国礼赠送给田中，这既表明《楚辞》是中华民族的“国粹”，又对当时日本学术界已出现的“屈原否定论”是一个有力的回击。这对于向世界推介屈原及其作品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屈原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风格的创始人，毛主席在创作风格上深受他的影响。通读毛主席诗词，人们深深地被其气势磅礴、神奇浪漫、富于想象的艺术魅力所感染，从中可以窥见《离骚》、《九歌》给他的创作带来的影响。
毛主席的名篇之一《七律·答友人》前四句：“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即化用了屈原《九歌》的典故。“帝子乘风下翠微”，显然是由《九歌·湘夫人》首句“帝子降兮北渚”变化而来。“斑竹一枝干滴泪”也是化用湘夫人闻帝舜死于苍梧，十分悲痛，眼泪沾在青竹上，留下点点斑痕，而成斑竹的故事。由于毛主席的个性特征和创作风格与屈原相类似，这是他酷爱屈原和《楚辞》的根本原因。
屈原和毛泽东，都是楚湘大地山川奇气所钟的伟大人物，是中国漫长历史长河中两位伟大政治家和浪漫主义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和人格精神的联系，是多方面的。毛主席一生研读屈原诗歌，崇敬屈原人格，对屈原作了许多深刻而独到的评论，在诗词创作中发扬屈原的人格精神，吸收屈原作品的艺术营养，继承了屈原的浪漫主义诗风，从而使自己诗词的艺术成就和思想境界达到前无古人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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