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阿信”:锦江饭店创建者董竹君的世纪人生_之时_锦江_日本

来源:《档案时空》2017年05期,作者采薇

20世纪前半个世纪, 是中国历史上最动乱的时代。保守与革命, 欺辱与抗争, 激烈的思想争锋, 连年的兵火战争, 使每一位生活在当时社会个体的命运笼罩着悲情色彩。董竹君, 恰逢生活在了这个时代, 对当今大多数人而言, 董竹君这个名字有点陌生, 而对她亲手创办的锦江饭店, 却多有耳闻。如今, 锦江饭店依旧矗立在上海黄浦江边, 而曾经一手创办它的女主人, 已逐渐被人们淡忘在岁月的长河中, 恰如那首当时主人取锦江之名饱含寓意的诗句:“望江楼上望江流, 人自望江江自流。人影不随江水去, 江声不断古今愁。”

英雄救美 传奇爱情

1900年, 正是甲午战败后, 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 北方义和团运动正轰轰烈烈开展着, 民不聊生。董竹君, 就在这一年降生在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之间污水横流的洋泾浜旁, 小名阿媛, 阿媛父亲董同庆是一名黄包车夫, 母亲姓李, 专门给人做保姆。为给女儿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夫妻二人决心送她读书, 以改变女儿将来的命运。因此, 6岁的阿媛有幸在当时女性普遍被歧视的社会里走进私塾。

阿媛11岁那年, 武昌起义爆发, 1912年元旦, 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可这一切, 也不能改变阿媛一家的命运, 董同庆在一次严重的伤寒病中差点失去生命, 最终借钱治疗才保住性命, 但自此, 他失去了劳动能力, 还新增了债务, 生活更加举步维艰。读了六年私塾的阿媛只得终止自己的学业, 但这六年的学习, 为她日后的继续深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还清债务, 夫妻两人最终下定决心, 把阿媛送进了“长三堂子” (旧指青楼) 去学唱京戏。阿媛从父母断断续续, 欲言又止的话语和神情中, 懂得了父母的无奈。她不愿父母因为家境的贫穷而痛苦, 只要能帮助这个家, 就算一万个不情愿, 她还是愿意去尝试, 况且, 他们解释, 去那只是卖唱, 而且三年后就可以回家和他们团聚, 债务也还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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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 阿媛走进了装饰豪华的“长三堂子”, 艺名杨兰春。因为阿媛是新人, 长相出众, 加上读了六年私塾, 冰雪聪慧, 较一般青楼女子要出色许多。因此, 她一去就变成了客人追捧的对象。每天点名要她唱歌的人都要排队。

在这群人中, 有几位身着中山装的人经常来, 他们是革命党, 虽然当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但社会秩序更加混乱, 为隐蔽行踪, 革命党会选择到“长三堂子”来开会商讨。其中有一位名叫夏之时的革命党, 对阿媛特别关照。夏之时, 四川合江人, 曾留学日本, 在东京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 辛亥革命中, 重庆成立蜀军军政府, 夏之时被选为副都督。此时, 正处于革命低潮的时候, 他们一行到此开会商议革命活动, 恰好碰上了阿媛, 阿媛的清纯、聪颖, 以及与众不同的冷漠打动了夏之时。夏之时愿意为阿媛赎身, 并带她去日本学习。在朋友的帮助下, 阿媛最终成功她从“长三堂子”逃出。

追梦人生 破茧成蝶

出逃成功后, 阿媛和夏之时在上海举行了新式而又简单时髦的婚礼。婚后, 他们来到了日本, 逃离了紧张的时局, 夏之时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在东京郊区租了一幢美丽的小独院, 并为阿媛请了教授教她学习数学、日文、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动植物学, 还学习中文。阿媛的史地老师, 帮她取名“董篁”, 字“竹君”。老先生说:“篁者, 竹田也。古代典籍中, 都有很多关于竹的句子, 可见其意思的深远。”老先生可能没想到, 他帮其取的“董竹君”这个名字, 竟会在中国历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在日本, 董竹君沐浴着自由的风气, 徜徉在知识的海洋, 闲暇时光逛逛商场和公园。不久, 董竹君诞下第一个孩子。但是在幸福的日子里, 总会有那么一些阴影, 比如, 在自家院子旁, 身后总会有一群小孩, 对着董竹君喊:“支那人亡国奴!支那人亡国奴!”这深深刺痛了董竹君的心。明治维新后的日本, 除了对学生灌输科学民主思想, 更多的是灌输忠君爱国思想, 日本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兴起,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和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 使日本人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 包括一些小孩。

尽管生活中存在种种不愉快, 董竹君还是会自我安慰, 相比于过去, 自己获得了爱情、自由, 是夏之时把她带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但是, 要在这个新的世界里赢得尊严和自由, 她还有许多东西需要自己去努力。因此, 一有时间, 董竹君会拿出各种书本, 静静阅读。她知道, 美丽的蝴蝶要飞翔, 不是一蹴而就的, 她在努力积蓄力量, 等待破茧成蝶的时刻。

身在异乡的夏之时等革命党人一直和国内保持联系, 他们积极策划推翻袁世凯政权。董竹君在国外的经历, 使她对国家命运的忧虑, 对国人命运的痛惜, 越来越强烈。在危机时候, 她还曾替夏之时冒险回国送过一封信, 也是这次回国送信的时候, 她和父母见了一面, 父母还是那么贫穷瘦弱, 革命的成功并没能为这个家庭改变一丝一毫。董竹君多么希望能为父母, 以及和父母一样的人改变些什么, 但是却无能为力。

董竹君回到日本不久, 云南组织护国军, 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 随之云南宣布独立, 组织讨袁护国军与北洋军在四川南部激战, 夏之时决定回国参加讨袁军。夏之时回国后, 董竹君留在日本, 除了学习功课外, 还认识了很多在日本留学的爱国学生, 他们一起谈论时局, 商讨组织爱国团体, 兴办实业等。也在此时, 董竹君受革命思想的启发, 萌生了男女平等、为争女权等想法, 也萌生了创办实业、实现女性经济独立的想法。1917年, 夏之时从四川发来电报, 说父亲病危, 要董竹君立刻回国。尽管日本给她带来不快, 但在此和老师朋友的情感却令她难以割舍。最终, 董竹君带着女儿, 伤感地和自己朝夕相处的老师、朋友告别回到中国。

初办实业 罅隙难合

从日本回国后, 董竹君带着三岁的女儿先回上海见了父母, 后在夏之时的安排下, 先到了重庆, 后去了夏之时的四川合江老家。在婆婆的张罗下, 她和夏之时还举行了旧式婚礼, 终于在这个封建家庭中站稳了脚。

而此时, 外面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四川军阀之间互相争夺, 局势风云变幻, 夏之时几次三番出山又被免职, 最终心灰意冷, 赋闲在家。此时的夏之时, 还保持着革命的精神, 他和董竹君商量, 准备在成都办一所中学, 董竹君积极赞成, 两人商量, 为学校取名“锦江公学”。锦江是流经成都市区两条主要河流府河和南河的合称, 生于斯长于斯的夏之时对锦江很有感情。

但在这时夫妻俩的感情却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随着时局的逆转, 夏之时从日本回川后, 精神和行为都发生了变化, 曾经正直、充满朝气和进取的都督, 欲望开始膨胀, 思想开始腐化, 跟着别的军官开始学会了聚财、敛财, 并开始巧立名目到处设立关卡、征税、收罚金。这些费用除了一少部分用于军费开支外, 其余全部归入夏之时的私囊。和夏之时恰恰相反, 董竹君在这些年的磨砺中, 上进、好学, 保持清醒的头脑, 一心想干些事情来, 她羡慕五四运动中那些在街上勇敢奔走呼喊的大学生, 希望像他们一样, 向着自由、向着光明、向着梦想飞翔。因此, 夫妻之间的嫌隙逐渐扩大。

因为没有办学经验, 更因为夏之时缺乏正确的办学理念, 锦江公学办了几期之后, 被迫停办。解除兵权, 办学失败, 夏之时更加颓废, 他开始抽大烟, 不再关注国事, 对董竹君和孩子以及她的父母也很冷漠, 甚至大打出手。董竹君心死如灰, 那个曾经指点江山、忧国忧民、铁骨侠肠、通情达理的夏之时再也找不回了, 她明白今后所有的路都要靠自己走了。

五四运动后, 董竹君思想更加开明, 她如饥似渴地接受新鲜的思想、学说、文化, 订阅了各种新式报刊杂志、书籍, 教育四个女儿和最小的儿子西方现代文明和礼仪。在夏之时越来越保守、越来越颓废的时候, 思想进步的董竹君认为, 妇女要想得到真正解放, 一定要先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因此, 她决定兴办实业, 取得经济的独立, 这样不仅能自己独立挣钱, 也能帮助一些穷苦的女孩和家庭解决失业问题。她决心开办一家女子织袜厂和一家黄包车公司。1924年和1926年, 两家公司相继开办, 由于董竹君眼光独到, 待人诚恳, 又讲信用, 公司很快盈利, 当时的《重庆日报》《国民公报》纷纷在头版报道成功创办实业的董竹君。董竹君的上进和夏之时的颓废形成鲜明对比, 社会舆论使夏之时迁怒于董竹君, 夫妻间的鸿沟已经越来越大。

1927年,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国共第一次合作宣告失败。赋闲已久的夏之时在朋友的邀请下, 决意去南京了解情况, 于是先去了上海, 留下董竹君及孩子在成都。此时的成都也不太平, 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二一六惨案”, 局势动荡。1929年, 四川局势更加混乱, 百业萧条, 董竹君敏感地认识到, 这种局势不再适合经商了, 同时为了女儿们受到更良好的教育, 董竹君决定转手公司, 置买了田地, 然后带着孩子们去上海。

创办锦江 声震上海

在朋友的调解下, 夏之时和董竹君决定暂时分居五年, 董竹君带着四个女儿留在上海, 陪女儿们求学, 夏之时带着小儿子回四川成都。董竹君的行为, 在当时可谓惊天动地, 当时女性敢于同丈夫分居已是逆天了, 况且尽管夏之时脱离政治已久, 但家底厚实, 在成都过锦衣玉食的日子不成问题。放着好好的都督夫人不当, 非要留在上海过着落魄的生活, 这在当时是一件轰动的事情, 四川的报纸还就此刊登“夏之时家中难都督, 将军街走出女娜拉”的报道, 董竹君的行为和选择在当时可谓惊涛骇浪。

命运再一次把董竹君推向了大海深处, 与逃离“长三堂子”时不同的是, 此时的董竹君成熟、理智、果敢, 有坚韧的个性, 敢于面对一切苦难的决心, 同时她也是一位坚强的母亲, 有为了孩子敢于豁出一切的勇气。在租来的小屋中, 董竹君精打细算, 既要让孩子们接受良好的教育, 又不至于让他们生活寒酸。和夏之时的婚姻, 给董竹君带来隐形的好处是, 他的许多朋友乐于帮助董竹君, 不仅仅因为她是夏之时的妻子, 更是因为董竹君的坚强和独立深深地感动了他们。

思想进步的董竹君, 一直对共产党有好感, 渐渐萌生加入共产党的想法, 且意志坚决, 但当时董竹君处境特殊, 党组织考虑她在党外工作更为合适, 董竹君想想也就释然了。在朋友的帮助下, 她决定在上海继续兴办实业。经过考察, 董竹君决定创办群益纱管厂, 为凑齐开办经费, 她把自己的首饰、貂皮大衣、皮草等都拿到当铺, 得到800多元, 再找朋友投资, 筹集到了4000元。在厂子开办过程中, 董竹君备尝艰辛, 她把孩子们全部送到寄宿制学校, 一个人撑起所有重担, 步履维艰, 厂子大小事务都亲自掌管。创业之初, 借周转资金, 开辟销路, 她一个女人还要乘火车出远门, 尽管屡遭挫折, 但董竹君觉得很自由、洒脱, 她终于拯救了自己的人生。

群益纱管厂在董竹君呕心沥血的呵护下, 慢慢走上正轨, 她的生意和生活蒸蒸日上。由于董竹君的独特经历, 许多人敬佩她的为人, 一些知名人士和社会名流主动找到她, 愿意提供帮助。在这些人中, 有许多进步人士, 和他们交往, 董竹君视野更开阔, 思想更进步。言谈举止, 再也不是那个胆小怯懦的阿媛了。

正当董竹君事业蒸蒸日上之时, 1931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随着事态的急剧发展, 1932年, 日本帝国主义对上海发起进攻, “一二八”事变爆发, 群益纱管厂在这次炮火中几乎化为灰烬。面对废墟, 坚强的董竹君无比痛心, 但她擦干眼泪, 转身重新集资了。雪上加霜的是, 因为董竹君思想进步, 经常参加一些进步活动, 做演讲, 发表了一些进步言论, 这给她带来了牢狱之灾, 罪名是“政治嫌疑犯”, 最后, 在朋友的保释下, 董竹君被取保释放。但群益纱管厂终因资金缺少和经营环境恶化而关闭。此时, 董竹君面对着空前的压力, 社会的巨大舆论、孩子的学费、房租、债务, 更加令她悲痛的是她母亲的去世。巨大的压力几乎将董竹君击垮, 可一想到懂事的孩子们和年迈的父亲还需要自己, 她又不得不选择坚强。

时间过得很快, 和夏之时的五年之约到了, 回顾这五年, 董竹君肝肠寸断, 接二连三的打击几乎将曾经坚如磐石的她击垮, 但经历大灾大难的她仍然微笑地站立着。再见董竹君, 夏之时以为董竹君一定是落魄的, 他希望董竹君能回头, 但董竹君决绝的态度让他意识到, 那个柔弱的阿媛已经不复存在了, 最后, 他们签好了离婚协议, 那一刻, 董竹君百感交集, 泪如泉涌……

走出婚姻围城的董竹君已是伤痕累累。幸运的是, 董竹君每次在走投无路之时, 总有贵人相助, 这与其说是运气, 不如说是她的为人处世以及坚强的性格感动着许多人。在危难时刻, 一位朋友愿意借她2000元, 而帮助她的原因是:他钦佩董竹君的品质和为人。拿着这2000元, 董竹君经过考察和思索, 决定在上海滩创办一家四川菜馆, 把川菜介绍到上海来。

打定主意, 这个为梦想而活的女人开始选址, 设计店名、店徽。1935年3月15日, “锦江小餐”在上海法租界正式开业。正宗的川菜, 周到的服务, 别致优雅的环境, 使“锦江”一开业就受到追捧。或许是董竹君的传奇经历, 或许是她的人缘, 总之, “锦江”成功了, 客人川流不息, 甚至上海滩头面人物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和南京政府高官都是常客。董竹君为实现自己曾经的承诺, 她招收许多女服务员, 为她们提供就业机会, 工作之余, 董竹君还教育她们独立自主, 接受新思想。锦江的女服务员们, 作风正派, 知书达理, 成为锦江另一个特色。为经营需要, 锦江增开了锦江茶室。在董竹君的精心打理下, “锦江”在上海滩已是声名震天。经过艰辛的打拼和努力, 董竹君终于在繁华的上海滩,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

深明大义 重整锦江

就在锦江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 卢沟桥事变爆发, 战火很快烧到了上海, 作为上海滩知名餐馆, 锦江也受到日本人的欢迎, 董竹君被要求在虹口开分店, 以服务日军。这对进步的董竹君来说, 是绝对办不到的。董竹君的行为被看作是拒绝和日军合作, 于是, 针对董竹君的暗杀和行刺开始了。最终, 因发现及时, 董竹君逃过一难。形势险恶, 董竹君在上海无法待下去, 她打点好锦江, 决定去菲律宾避难, 因为此时大女儿国琼正在菲律宾学习和表演。董竹君到达菲律宾后, 才发现战火也烧到了菲律宾。在菲期间, 董竹君和女儿历经磨难, 死里逃生, 遭遇过女儿差点被驱逐出境的经历, 加入过菲律宾逃难大军, 躲藏在偏僻的竹林中。在菲四年, 像是度过了一个漫长的世纪, 董竹君望眼欲穿, 渴望回到祖国。那里还有她的亲人, 她的锦江, 这一切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她。

终于, 到了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 董竹君使出浑身解数, 获得了一张船票, 她安顿好在菲律宾的两个女儿, 准备先回国。历经千辛万苦, 董竹君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 见到了自己另外两个女儿, 回到了锦江。在董竹君和朋友们的精心安排下, 在菲律宾的两个女儿也回国了。

抗战结束后, 国共之争在所难免。经历这么多年来的思想洗礼, 董竹君结交了许多进步人士。回国后不久, 她设法和上海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振奋人心但很危险的地下革命工作。她先后投资创办了永业印刷所、协森印务局、美文印刷厂和美化纸品厂, 还参与投资中国文化投资公司和美化服装公司。1946年, 董竹君在锦江饭店还秘密办地下印刷厂为共产党印刷进步刊物。她出版《中国妇女》等杂志, 印刷毛泽东、朱德等人的代表作品, 印刷反内战、迎接解放的革命宣传资料, 她独自创办的这些文化实业团体, 对中国地下党的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董竹君的大义行为感动了中共高层, 1945年, 董竹君在自己的住处迎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她就是邓颖超。邓颖超为了追求革命真理, 不惜一切代价参加革命, 两位坚强的女性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后来, 周恩来还亲自设宴招待了董竹君母女。

为迎接新的革命形势, 中共党组织决定在上海开辟上海—台湾—南洋交通线, 基于董竹君良好的声誉及其在南洋华侨中的人脉, 准备把设立联络点的任务交给她, 以经商形式作掩护。董竹君毫不犹豫地接受任务, 很快, 她通过投资、集资, 在上海南京路建立锦华进出口公司作为联系点。

铿锵玫瑰 天堂盛开

解放后, 董竹君以巨大的热情, 积极参与新中国基础薄弱的国民经济建设, 她以智慧、勤奋和扎实的工作作风, 活跃在一片奋发向上的天地中。“新中国成立, 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了!”看到多年的梦想正在变成现实, 董竹君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然而在1951年, 夏之时, 这位同盟会的革命者作为“重大反革命分子”被四川合江县人民政府公开宣判, 就地枪决( 1987获得平反。2010年, 其墓葬从合江县迁入成都磨盘山公墓功勋园)。董竹君闻之胸口剧痛, 百感交集。也是在1951年春, 上海市委和公安局决定在上海设立一个接待中央首长、高级干部及保障外宾的安全高级食宿场所, 董竹君的锦江以其菜肴可口, 服务优良, 声名远播而被幸运地选中。考虑到这是为党和国家做事, 董竹君决定将自己经营16年, 当时价值15万美金的锦江两店交给党和国家, 自己只是以一个管理者的身份参与锦江事务, 之后逐渐淡出了锦江。

文革中, 董竹君未能逃过一劫, 她因“特务、汉奸、两面派、国际间谍”等罪名受到迫害, 被关押6年, 先是被关押到秦城监狱, 后又转到功德林监狱。经历过无数风雨的董竹君, 这一次, 心口还是被狠狠刺了一刀, 痛得近乎麻木。但她仍然坚信, 历史会给她一个公平的结论。这一天终于等到, 1972年10月22日, 董竹君出狱, 1979年3月29日, 她被正式平反。

晚年的董竹君, 一切都看得很淡, 出狱后, 她以80多岁的高龄, 克服病痛的折磨, 历经8年, 完成回忆录《我的一个世纪》。像是终于完成了某项使命一般, 自传完成后不久, 董竹君安然逝世。《人民日报》报道:1997年12月6日, 政协第二至第七届委员会委员, 著名民主爱国人士, 我国早期女企业家董竹君因病在北京逝世, 终年97岁。

在董竹君的追悼会上, 遵照她的遗嘱, 播放了《夏日里的最后一朵玫瑰》, 这首见证她和夏之时曾经爱情的爱尔兰民歌, 歌词写道:

夏天最后一朵玫瑰还在孤独地开放,

所有她可爱的伴侣都已凋谢死亡。

再也没有鲜花陪伴在她的身边,

映照她鲜红的脸庞和她一起叹息悲伤。

来源:《档案时空》2017年05期,作者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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