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清末民初的奇人杨度？杨度被称为湘潭近代史上的一位奇人，是对还是错_杨度_谋士_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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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评价清末民初的奇人杨度
• 杨度被称为湘潭近代史上的一位奇人，是对还是错
• 杨士镶，徐世昌，杨度，谁是袁世凯手下第一谋士
• 近代史中，曾国藩，黄兴，杨度，谭延闿，谁更能代表湖南精神

如何评价清末民初的奇人杨度

民国第一奇人杨度，他的“奇”集中体现在这三点：第一，他是民国史上唯一拥有9重身份的人；第二，他的朋友圈堪称民国最强，强大到可以串成一部民国史。第三，他同时是民国史上最受争议的才子。

9重身份

杨度的一生，公开的社会身份就多达9个。

他是清末进士；做过维新派人士并参加了公车上书；他是满清四品官员；他是帝师，曾帮助袁世凯复辟帝制；他做过革命者并救过李大钊；他做过杜月笙的师爷；他是佛门子弟和国民党党员；晚年却又是中共地下党成员。

强悍朋友圈

也许，正因为杨度拥有如此多的身份，所以他才能结识无数能人志士，成为拥有民国最强朋友圈的存在。

因为维新变法的缘故，杨度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称兄道弟。杨度是晚清官员，与晚清重臣张之洞等相熟。因为革命的缘故，他和黄兴等人又是拜把子。他为袁世凯称帝出谋划策，帮助袁世凯复辟，成为筹安六君子之首，所以他与袁世凯和各大军阀也关系密切。他曾拥护过孙中山的共和思想，于是乎，他与孙中山又有着密切联系。

北伐时期，他曾经预测毛泽东能取得天下，再于是乎，近代最伟大的人物也在他结交名录之中。他革过命，并因救过李大钊等人的性命而与广大革命者始终保持交往。晚年，因为做过杜月笙师爷的缘故，他与黑帮“同气连枝”。因为他曾是佛门弟子，于是乎，他与佛教又有着解不开的渊源。他是国民党党员，自然与国民党高官汪精卫等保持了长期稳定的交往。晚年，杨度还与周恩来秘密接洽，并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并一直为党提供有力情报。

与杨度交往的多是近代史上响当当的人物，将这些人物串起来，直接就是一部中华民国史。实际上，人人皆知“中华民族”一词，此词便是源于杨度。

饱受争议

拥有如此多重身份和如此复杂人际关系的杨度，注定是与众不同而又备受争议的。

世人眼里，杨度是千古罪人，这个说法的主因就在于：杨度曾在中国辛亥革命胜利，中国即将走向共和之际，帮助并鼓励袁世凯复辟。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嘴里一直念念有词道“他害了我，他害了我”，这个他，正是筹安会六君子之首的杨度。可以说，如果没有帝师杨度，袁世凯很可能并不会称帝。袁世凯

为了帮助袁世凯复辟，杨度曾向袁世凯呈送《君宪救国论》， ”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 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 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 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也正因为杨度的这篇《君宪救国论》，蠢蠢欲动的袁世凯才最终决定称帝。杨度

除了“称帝”这桩事外，杨度广受争议还与他多次倒戈有关：总共只活了56年的杨度，一生却倒戈了无数次。这点，从他的身份就可以看出。

杨度的一生，虽看似反复无常，但如果真的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看，他一生的“反复无常”背后，其实恰恰是“有常”。他一生，不管是做清廷官员、拥护拥护君主立宪、还是赞成共和 、革命或者其他，其实 都只为国家富强。或许，在书生杨度眼里，只要是为国家好，何种方式根本就不那么重要。

而且，说到底，为了这个国家富强的大目标，他最终还是做出了最好的选择：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在周恩来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杨度，忍辱负重地委身黑帮，以地下党员的身份为为组织提供了大量情报。

也正因此，周恩来临终前，一直念念不忘杨度。他在离世前，交代了杨度的特殊身份。 总理还对手下人说，“请告诉《辞海》部，《辞海》上若有‘杨度’条目，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一个书生，虽然不可避免地曾犯下错误，但这些都不能磨灭他的爱国精神、先忧后乐的精神。相比如今很多书生，他终生为了国家富强这一理想坚持奋斗的精神，值得后人景仰。

杨度被称为湘潭近代史上的一位奇人，是对还是错

杨度：书生气与功业心

名动一时的湘潭才子、宪政专家，人人口诛笔伐的帝制余孽，袁氏走狗，民国政坛上的跳梁小丑。

杨度这一生，颇具争议。

前半场，为他的才华志向、人格魅力所折服；后半场，为他惋惜。

唐浩明先生的《杨度》，将政治家们思想体系的形成描写的很详细。看着杨度、梁启超们踟蹰在维新，革命思想之间，我原谅了自己素来的对事情的游移。

如他们这般优秀，尚有迷茫、不确定，所以，个人的游移又怎样呢？正是要在不到的吸收，学习中，汲取新知。解决自己的疑惑。

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

学，也是为了解惑。

以前，从未明白深意，今确似乎有点通透了。

我自是没有卓如、晳子的才情，心中感情汹涌，却完全无从落笔。简单写两句吧！

1

杨度生命中最美好的，大放异彩的岁月，该是他避居日本时。

那时的他，潜心研究宪政思想，交友广阔，在日本留学生中很有声望。

与梁启超、蔡锷相交甚密，与孙中山大辩三日，促成孙中山与黄兴的结识，写下满含爱国热情的《湖南少年歌》。

仗义、热情、慷慨……

最得我心的是他与中山之约：

“三日来，我与先生探讨国是，虽所见未尽相合，然平生畅快，未有过于此时。先生宏论伟议，渊渊作万山之响，汪汪若千倾之波，语言恳诚，气宇阔大，我遍视天下人才，无出先生之右者。虽然，我信奉君主立宪已久，不能骤改，櫜鞬随公，窃愧未能。今日与先生约：我主君主立宪，必为之在中国实现而努力，若我的事业成功了，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若先生事成，我将尽弃自己的主张，竭诚以帮助先生。”

我成，愿先生助我；先生事成，我则竭诚以助先生。

更见得他，坦荡磊落，且有极高的爱国热忱。

2

杨度最大的污点，就是发起筹安会，鼓吹帝制，促成袁世凯的80多天皇帝。

此时他声名狼藉、人尽唾弃，被指责为了自己的功名地位，甘做袁氏的狗。

前后反差巨大。

若从他的思想轨迹来看，或能对他多一份了解。

杨度在东洲书院师从一代名儒王闿运，奉行帝王之学。拿拿笔杆子的文人从不是他的追求，他想要的是建功立业，做宰辅之臣。

杨度原本是坚定地君宪主义者，辛亥革命爆发后，全国政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当时局势而言，袁世凯有资格成为当权者。

在清政府立宪杨度入京任职时，就已受袁世凯知遇之恩。袁被罢官返乡后，杨度算是已坚定地投入袁世凯麾下。此时协助袁世凯成为国家最高权力者，自己立下大功，跻身权力阶层，似乎顺理成章。

但摆在他面前有一最大的困难：自己一直主张君宪，此时改弦易辙，为袁氏成为民主共和制下的最高权力者卖力，必然被骂首鼠两端。

当然，他也可以选择退出退出政坛，守住自己的主义。

但杨度是一心想要建功立业的人，无论在何种政体下，自己能得重用，做出一番功业，为国家做出一点贡献。这是他所追求的。

杨度早已有此担忧，此前还曾发起过国事共济会，就国家实行何种政体进行学术探讨。但其实当时，革命取得胜利，全国舆论一致偏向共和制。杨度自然也是知道的，他无非是想通过这种公开探讨的方式，得出共和制更适合当下国情的结论，以便给自己将来的“叛变”找一个合理的基础。

奈何当时全民心向共和，根本无人有心就这种问题来做辩论，也就不了了之。

当然最后他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放弃君宪主张，为袁世凯谋得新政府的最高领导权，自己谋得高位，一展抱负。毕竟连之前主张君宪的梁启超、张謇等人，都已转而主张民宪。梁甚至还有“以今日之启超攻昨日之启超”的说法，杨度也不必过于纠结。但想来他也并不是打心底里放弃了君宪主张，只是以表面的放弃作为自己谋取高位的筹码。

之后，他为南北议和奔走呼号，为袁世凯能争取到最大的利益出谋划策。

3

在袁氏政权中的不受重用应是杨度转变的重要原因。

袁世凯当权后，为其上位立下大功的杨度，始终不得重用。几任内阁，杨度都未能有一席之地，心中岂能无块垒。

加之民国建立后，国家并没有像期待的那样，焕然一新，强大起来。政局一团乱，国家仍是毫无起色。光内阁就走马灯似的换了好几届。民主共和制真的适合中国吗？应不只杨度一人有此迷茫。

这一切，都促使他很快投入了袁克定的麾下。为袁克定出谋划策，发起筹安会，制造舆论，鼓吹帝制，助袁克定成为新朝太子，自己自然也可得高位。

这个阶段，杨度其实是被功业心冲昏了头脑，热情高涨，一心想谋得新朝的宰相之位，一展宏图。没能认清形势。

袁氏复辟失败，为鼓吹帝制的头号人物，杨度自然成为全民公敌，第一大罪人。

这是杨度最失意落魄的阶段。身败名裂，是舆论口中没节操的文人，袁氏政权的忠实走狗，民国政坛的跳梁小丑。

失意落魄中，杨度走向了禅宗，自创佛学无我宗，在当时竟也名噪一时，这当然只是他灰心失意后的逃避而已。之后营救孙中山，营救李大钊，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此也不多赘言了。

4

碌碌半生，一事无成。

与孙中山、黄兴、蔡锷、梁启超等好友相比，孙有其坚定的革命信仰，是共和的精神领袖；黄是革命元勋，为共和立马汗毛功劳；蔡锷是军事天才，有再造共和之誉；梁启超政治上虽也不得意但能看清形势，学术上成就突出，很受敬重；杨度却恶名远播，被政坛抛弃。

姑且用两个词总结他人生境遇的不如意的原因：书生气与功业心。

书生气。有知识分子那种对这个国家的责任心，孜孜以求于探索国家的出路；有大才子的那种意气风发、坦荡磊落、才思敏捷，所以，很可爱，在人格上有其魅力，对宪政研究深入，也有一定的政治能力。但书生气太重，实则缺乏政治家的老谋深算，周旋于其中，只能沦为棋子。

功业心。追求建功立业，做宰辅之臣，但又功业心太重且自视过高，被其冲昏头脑，以至于失去了对时局的清醒认识，加之未遇上好时代，终难有所成就。

杨士镶，徐世昌，杨度，谁是袁世凯手下第一谋士

首先说明一点，杨士镶根本不能算在其列，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副部级总督巡抚罢了，袁世凯并不十分看重此人。我想题主应该是写错了人名，杨士琦才是袁世凯身边的谋士，而且有着“第一谋士”之称，而杨士镶跟谋士之称八竿子打不着。

至于菊人兄（徐世昌）和皙子老弟（杨度），这两位虽然也颇有智谋，但相对杨士琦来说还是有所逊色的。徐世昌跟随袁世凯的年月并不很长，而且徐后来越发不看好袁，因此谋士之位他“配不上”，当然不是败坏他老人家，这种大德大才之人，是不甘心做他人手下之谋臣的。

再看杨度此人，在民国史上确实非常了不起，少年英豪，年轻有为，十分受袁世凯赏识。但这位杨老弟最终也涮了袁世凯一把，愣是跟“袁大太子”袁克定忽悠老袁上位当皇帝，最终搞得老袁下不来台，连气带憋屈，一命呜呼。

而只有杨士琦（非题主所说的杨士镶）才可谓袁世凯手下第一谋士？这位被尊称为“五爷”的杨士琦可了不起。早年在李鸿章手下效力，李文忠公仙游之后，他投靠了袁世凯，成为袁世凯倚重之人。

杨士琦自比诸葛亮，将袁世凯比做玄德，确切的说，没有杨士琦的“鬼点子”，老袁的仕途没有这么顺利。当年为袁世凯献上的第一计，便是贿赂庆亲王，将其拉入袁世凯阵营之中，这成为袁世凯日后飞黄腾达的关键。

后来操练新军，小站练兵等袁世凯身上所发生的大事，都有杨士琦的主意和功劳。不过杨士琦最终跟杨度一样，也坑了主子，他以复辟帝制进言，忽悠老袁当皇帝，最终老袁一命呜呼，他跑到了上海做起了寓公。

古往今来，帝王将相家中离不开谋士，但往往坏事也坏在谋士身上，谋士都有三寸不烂之舌，能把死的说成活的，这些人除了脑子聪明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会忽悠，历史上的无数皇帝愣是被谋士忽悠成了“昏君”，因此谋士该赏 ，也该杀！

近代史中，曾国藩，黄兴，杨度，谭延闿，谁更能代表湖南精神

曾国藩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中国近现代史上湖南人之所以能够纵横捭阖，前赴后继，成为推动时代进步和发展的中流砥柱，曾国藩有开路之功，他更能代表湖南精神。

写过长篇小说《曾国藩》并对曾氏有过多年深入研究的唐浩明先生，曾在许多不同场合，作过题为“曾国藩与湖湘文化”的演讲，我也在不同场合听过为数不少的几次唐先生的学术演讲，说实话，唐先生学富五车，著作等身，历史文化功底在当今首屈一指，不过其演讲水平不过泛泛，但这并不影响他传道授业解惑的丰富学养，我佩服唐先生，在此。

唐浩明将湖湘文化溯源到了宋朝理学，湖湘文化与之确实是有渊源的。全祖望《宋元学案》一书载：“庆历之际，学统四起。齐鲁则有士建中、刘颜夹辅泰山（孙复）而兴；浙东则有明州杨、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王开祖）经行（丁昌期）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存仁，皆与安定（胡瑗）湖学相应。闽中又有章望之、黄晞，亦古灵一辈人也。关中之申候二子，实开横渠之先。”可见宋仁宗时期，宋朝就已经“学统四起”，盛况空前。不过，这里还没讲到洞庭湖以南，这里胡瑗的湖学，当然不是湖湘，而是浙江湖州，他在湖州执教讲学。

但作为宋朝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却实实在在是个湖南人，湖南道州人，他创立濂溪学统，又称湖湘学统，且多年在湖南讲学，这才是湖湘文化的源头。既有周敦颐开山在前，岳麓书院张栻、朱熹讲学在后，湖湘儒学传统渐渐形成。但无论是周敦颐，还是朱熹，他们的儒学中经世济用的特点并不是十分强烈，尤其周敦颐，他的思想中还有很多道家的成分。

真正开创湖湘文化经世济用的源头，则在曾国藩和他的湘军。任何一种文化的发源和形成，要么就有大文化群体，要么就有大事件发端。曾国藩先以湘军振湖南人气和声威，后以中兴之臣的身份出将入相，带出很多人才，形成了武将湘军和文化湘军的庞大群体，集聚成一种文化群体和文化现象，其影响极大，甚至对于整个近现代史，包括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带来的，就是文化的汇合，成为一股时代文化和潮流，最后汇集成一种湖南精神，就是经世致用、舍我其谁的精神。所以，真正能代表湖南精神的，还是曾国藩开创的湖湘精神——经世致用、舍我其谁。

至于黄兴、杨度、谭延闿（其实还有左宗棠、王闿运等）诸人，都是在曾国藩开创的湖南精神的感召下，顺时应势的成为了时代弄潮儿，他们或在朝，或在野，或为文，或行武，或为开路先锋，或为投机政客，但心底无不是以经世致用、舍我其谁的湖南精神为底气。杨度《湖南少年歌》中所谓“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不正是这种精神的反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