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熙、李瑞清和张大千的翰墨因缘 | 王高升_大千_上海_的是

张大千写曾熙、李瑞清两师遗像 1931年6月作

辛亥革命后,李瑞清以“清道人”名号隐遁上海,鬻书为生。虽然经济上的拮据和困顿依旧,但已可免饥寒之苦。美中不足的就是要忍受寄居异乡、知交零落的孤寂之苦,这时他想起了同样处在抉择关口的好友曾熙。1915年秋,曾熙出游西湖,旋即赴上海看望好友。李瑞清借此机会,极力邀请曾熙同来上海鬻书,事情原委披露在1915年冬《大同月报》上刊登的《衡阳曾子缉鬻书直例引》中:

今年八月,曾季子出游西湖,远来视余,余因止之,留沪上以鬻书,曰:髯昔不能以术取卿相,没人财帛以自富,今又不能操白刃以劫人,为盗贼称豪杰,直庸人耳。今老且贫……鬻书虽末业,内无饥寒之患,外无劫夺之忧,无捐金之事,操三寸之觚,有十倍之息……它日吾与子起家巨万,与英美巨商之主者埒富,亦其常也。曾季子捧腹大笑曰:敢不如子言!

这次恳谈成为影响曾熙和李瑞清艺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点。是年,曾熙开始在上海留居,得以与李瑞清、李瑞奇、谭延闿、谭泽闿、郑孝胥等友人朝夕过从。但并未携带家眷,显然其内心对能否以鬻书营生还是略持保留态度的。直到1917年,才携妻子举家移居上海。是时,李瑞清经过几年积累,已经在海上声名鹊起。在他的力推下,曾熙也很快融入上海书画市场,上门求字、求学者渐多。客居上海的几年间,曾熙、李瑞清和谭延闿兄弟、向燊、沈曾植以及张大千、张善孖、蒋国榜、马宗霍等弟子交游密切,共同研讨艺术、鬻书卖画、品藏碑帖、宴饮集会,留下了大量精品力作。遗憾的是,“南曾北李”在上海共同活动的时间并不算久。1920年,李瑞清即因中风,在上海寓所离世,身后萧条,令人感慨。曾熙为好友料理后事,并为之精选墓地,归葬于南京牛首山。

李瑞清不遗余力推举曾熙,曾熙也感念李氏深情,与其共同培养弟子,凡拜曾熙为师者,均同时引荐到李氏门下。对此张大千回忆道:“我们曾老师人最厚道,对我们李老师感情最挚,李师在民国初年家境困窘,曾师把学生都介绍到李师门下,凡是有人向曾师求题字的,曾老师说李梅庵的字比我写得好,你们应该去找他。当年题字多有润格,曾师用意良苦,很技巧地为‘清道人’增加收入,其胸襟风范,重道义而知体贴的仁厚作风,令人感动。”事实证明,这种不设门墙,鼓励学生转益多师的教育理念是非常开明且成功的。张善孖、张大千、马宗霍、胡小石、姜丹书、李健等一大批书画界、文化界的大家名流,皆出二人门下,一时成为艺苑美谈。在一众门人中,艺术禀赋、成就和声誉最高的当数张大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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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大千拜师曾熙和李瑞清的具体时间,曾有1919年和1917年两种说法。目前来看,已经有三条证据可以确证张大千拜师在1917年。一是曾熙《张善孖画例》中曾有“髯居上海之三岁,季爰居门下”之语,以1915年曾熙寓居上海算起,“三岁”正好是1917年。二是李瑞清曾有书赠张大千的一幅“此亭惟爽垲,厥词不浮华”联(上图),上款为“季蝯仁弟索集鹤寿字本字”,下款为“丁巳四月,清道人”,可见1917年张大千已经拜入李瑞清门下,拜曾熙更在此前。三是2011年发现的张大千题“千秋万岁”六朝铜镜铭拓片中云:

寿世之竟(镜),秦汉为多,六朝物仅此一见。五年前,曾以之寿梅师。梅师没,不愿假作它人寿,重以筠庵先生命,完我赵璧,爰脱之以公诸爱我兼竟(镜)者。壬戌五月既望,德庵先生索搨片,因识数语于此。大千居士爰。

壬戌即1922年,往前推五年即1917年。张大千和曾熙、李瑞清三人的叙述足以互证,坐实了1917年说,为这桩聚讼纷纭的公案画上了圆满句号。根据现有资料,张大千1916年冬游学日本,1917年春返沪,拜曾熙和李瑞清为师,学习诗文书画,后奉二兄张善孖之命,再赴日本京都学习染织,直到1918年重回上海,继续在曾李门下学艺。由于1920年李瑞清早逝,故而张大千从李氏学书时间并不算长,沾溉更多的是曾农髯的书画艺术和道德文章。

除了书法技艺和碑帖鉴藏,张大千和张善孖兄弟喜好“四僧”,特别是八大、石涛的绘画审美趣尚,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曾熙和李瑞清的影响。美术史学家俞剑华认为,正是张善孖、张大千兄弟到上海后对石涛、八大不遗余力地购藏,才使得石涛、八大的绘画开始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推动了其市场价格的上涨和学习者的与日俱增,最后形成了家家石涛、人人八大的壮观局面。晚年曾熙挂润鬻画,其中大量题材以石涛为取法对象,旁涉八大、石田、石溪等诸家,与张大千早年的艺术创作取向基本一致。张大千也经常出示画作向曾氏请教,如《曾熙年谱长编》甲子(1924年)八月中有载:“青藤长幅卷十六段中,写风竹一枝,颇嫌放肆,因临大涤子青菜一颗补入之。此卷得自蜀中卢雪堂先生家,并记此。甲子八月,临奉农髯夫子大人诲正,弟子爰。”可见,曾熙不仅指导张大千的书法,晚年还指导他的绘画,堪称其书画艺术之路的领路人。曾熙去世后,留有一幅未完成的画作,张大千在恩师寓所见之,想起以往种种,怅然神伤,拿起画笔,为之补色并题款曰:“此先农髯师未竟之作,癸酉十二月弟子张爰敬补并设色。”这件旧物成为师徒二人昔日书画情谊的最后见证。

李瑞清曾言:“余喜学鼎彝、汉中石门诸刻、《刘平国》、《裴岑》、《张迁》、《礼器》、《郑道昭》、《爨龙颜》之属,自号北宗;季子则学《石鼓文》、《夏承》、《华山》、《史晨》、太傅、右军、大令,尤好《鹤铭》《般若》,自号南宗以相敌。”实际上,曾熙和李瑞清在学书理念和取法路径上有同有异。同的是二人都对三代鼎彝和秦汉石刻极为推崇,这与他们“求篆必于金,求分必于石”的学术思想相表里;异的是李瑞清更偏重汉魏六朝中的“方笔”一路,以“颤掣”之笔追刀刻斧凿之意,而曾熙则用功于“圆笔”一路。

从三代、秦汉下至两汉六朝,是曾熙、李瑞清指导门人学书的基本思想,入室门人必先在老师的安排下学习各种经典名碑,知其源流,方可按照自己的兴趣进行专攻。曾熙1921年写就的《隶书课徒卷》,即是这一教学思想的具体呈现。杨诗云《张大千用印详考》中收有一方印章“梦闇二十后所作秦汉六朝书”,印文的内容正是张大千上海拜师后那段时间学书的取法对象。

赠张大千论书横幅 曾熙

从现有资料来看,张大千书法早期受李瑞清影响较大,特别是对六朝碑版的浸淫和黄庭坚行书的体悟,为中宫紧收、四周辐射、敛纵有度的“大千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然综合而论,无论从学习时间跨度还是风格相似度来看,曾熙对张大千的影响都远大于李瑞清。“大千体”中的部分个性特点来自黄山谷,实际上更可溯自《瘗鹤铭》。一方面黄庭坚书法本身受《瘗鹤铭》影响至深,自称“大字无过《瘗鹤铭》”,其书法中已充分吸收《瘗鹤铭》的精髓;另一方面,曾熙和好友李瑞清都异常宝爱《瘗鹤铭》,临池不辍,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张大千自然对之用功颇多。1919年6月,曾熙在一封给张大千的回信中写道:“尊临《鹤铭》盖髯法,非李法也,甚好。吾道有传人矣。”这也证实了张大千学《瘗鹤铭》,受曾熙影响更深一些。对于近世各家师承脉络,郑逸梅曾有一段阐述,可资参证:

当代书家学沈寐叟者,有马一浮、王蘧常、邹梦禅、谢凤孙等。学康有为者,有萧娴、刘湘、李培基等。学李瑞清者,有李仲干、刘海粟、刘介玉等。学曾农髯者,有张大千、蒋国榜、马企周等。学吴昌硕者,有王个簃、赵云壑、费龙丁、汪英宸、赵渔村、吴东迈等。

张大千书法中的“涩笔”来自曾熙和李瑞清。曾熙和李瑞清浸淫三代金文,从“古篆”笔法获得灵感,在篆、隶、楷等各体中施以“涩行”笔法,凸显线条的“篆籀气”“金石气”以及立体感。从目前可见的张大千临《瘗鹤铭》《张黑女墓志》及其各体大字书法创作中,都可清晰窥见这种笔法的形迹,与曾熙、李瑞清书作合观,便可知其所从来。

1930年曾熙去世,张善孖、张大千兄弟撰挽联:“挥毫与梅庵缶老齐名,北派南宗,试问一代书家,虎卧龙跳谁抗手;及门似长公颍滨昆季,东涂西抹,愧对数行遗墨,山颓木坏剧沾襟。”张大千不仅亲自从上海扶灵柩送先师回衡阳下葬,并且邻墓筑庐,风雨不移,守墓达一个月之久。此外,他还多次到衡阳曾师墓前祭悼,其执礼胜似父子。张大千晚年在台北摩耶精舍居住期间,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悬挂着曾熙和李瑞清两位老师的对联,以志不忘师教。

为了让恩师德范永昭,张大千之兄张善孖撰写了《曾农髯夫子之孝思》,发表在1930年9月26日《申报》上,将先师的高风亮节公之于众。张大千晚年也写了《记我的曾李二师》,回忆与曾熙、李瑞清的翰墨情缘。无论从艺术还是教育的视角审视,曾熙和李瑞清都是成功的,张大千在他们的指导下,不仅成长为二十世纪美术史上卓有成就的名家巨匠,也成为坊间津津乐道的重情重义、血肉丰满的传奇人物。

本文为《曾熙 李瑞清 张大千楹联百品》(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序,有删节

作者:王高升

编辑:钱雨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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