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读后浪的那本《世纪末的维也纳》，我感受到的，是一个小帝国身处大时代的“变革与冲突”，一众知识分子、艺术家围绕“环城大道”的兴建开启了维也纳在19世纪末的一系列伟大与辉煌。
如果说《世纪末的维也纳》记录了维也纳黄金时代的起点，那么，《进步知识分子的死与生——两次大战间的维也纳新哲学与石里克的遇害》将继续为我们讲述维也纳黄金时代的巅峰和尾声。
从19世纪末到二战全面开启的这几十年，维也纳（和它的“维也纳学圈”）催生出了一众赫赫有名的人物，如弗洛伊德、埃贡·席勒、维特根斯坦、马勒、勋伯格、卡尔·波普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等。
当然，也包括那个艺考落榜生——阿道夫·希特勒。
《艺术的罪与罚》抛出过这样的疑问——艺术创造与暴力犯罪是否一体双生？
如果我们将近现代文学、电影等艺术与当代恐怖主义的深层渴望——即本质上【高度一致】的期待颠覆世界既有经济与文化秩序，比照“维也纳学圈”曾经探讨过的“科学与哲学是否可以高度统一？”会发现三者的核心可能都是试图【颠覆+重塑】。
伴随尼采1882年宣告“上帝已死”的，是不断加速的技术迭代和理论发现，（一部分）西欧知识分子随即渴望找到答案——
“如果知识的保证并不来自上帝，那么它来自何方？我们又要如何区分真理与谬误？”
“既然现实过于陈腐低效，是否可以统一化的新风推动进步？”
也许是这样的“混乱”间接影响到了希特勒，所以，后来才会赠送给墨索里尼一套尼采全集，以示该书为“思想指南”。
一旦我们理解几乎每一代知识分子（或者有思想的人物——哪怕思想在事后看来是危险的）都有【颠覆+重塑】的渴望，读这本《进步知识分子的死与生》就可以相对轻松一些。
我们可以暂且不必深挖这部涉及到十几位不同领域知识分子的“群像剧”中，每个人是谁，代表成就或代表作品是什么，为什么可以成为各个领域的大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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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需要知道，曾有一群人，在并未意识到漫长的黑夜彻底降临前，“渴望用自己的方式去启迪这个世界所有的心灵”，最后却因“性格决定命运”而以不同的方式逐一凋谢。
整个维也纳学圈繁盛的时代，外部，是爱因斯坦、普朗克、玻尔、海森堡等一众大咖以各自的发现“重新定义了我们的世界和看待世界、描述世界的角度”的时代；内部，则是维也纳日渐陷入经济不稳定、货币贬值、从上到下频繁心绪不安的境地。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以AI技术为先锋的各种数字智能化，以“短平快”视频为核心媒介的“信息之海”，正洗涤、重塑我们与世界的交流方式，同时，经济落入必然的下行期，养老、医疗、就业、官僚体制改革等诸多问题会因井喷式爆发而让所有人陷入另一重心绪不安。
作为一篇偏读后感的长文，我无意复述书中的故事，而是想借书中内容聊一些启发，尤其是我们应对【现在】，应该以怎样的心态和能力面对。
第一，是对圈层的理解和把握。
看中国历史，总会觉得某个时期的英雄豪杰似乎是扎堆出现，如秦末汉初、隋末唐初、元末明初，近一点的，就是“西南联大”，好像上天安排好了一堆人物在某个时刻集结在一起，让我们禁不住羡慕“天才总是成群地来”。
但，我认为特殊时期构成了一种“场”，而“场”可以对有一定天赋的人赋能，这就是“圈层”的重要性，“圈层”本就是一种门槛，强者与强者会通过形式各异的“竞争”不断激发潜能。
能进入维也纳学圈的人，是在之前已经有了些许与众不同的表现，进入圈层后，因由不同领域的大咖点拨、提携才更加绽放异彩。
纳粹来了，维也纳学圈的人逃往英美等地，相较于平民，维也纳学圈的人能多少接触到凯恩斯、爱因斯坦这样的大人物，同等圈层的人会在这时提供至关重要的帮助。
对于凡俗而言，其启发性是，个体一定要变强——be stronger，以此为基础，才能被更强的人发掘，引入更强大的平台。
当代一些适龄劳动力慨叹“就业难”，说个拉仇恨的观点，就是因为个体缺少市场竞争力，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要么掌握了一些缺少对比性实用性的技能却不自知，要么耽于享乐不思进取，任何一个时代，个体强大到足以被某个圈层关注、接受，虽然不见得注定富贵，但解决温饱不算难事。
就读的大学，任职的公司，从事的工作，接触的人物，都是对圈层的“影响与释义”。
第二，是对趋势的判断
《进步知识分子的死与生》有两位份量十足的角色——维特根斯坦与石里克。
这两位都出生在富有且显赫的家族，当然，维特根斯坦家比石里克家更有权有势，其产业遍及钢铁、铁路、轮胎、金融等，反正看这家的历史总是让我想到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
更为“有趣”的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与希特勒还曾是同窗——但，我更好奇照片中另外四人有怎样的的命运。
我想表达的是，以维特根斯坦与石里克为代表的学者们，在政治（趋势）上的敏感“似乎极低”——虽说维也纳学圈的成员多出生于比较富裕的家庭，有可能是因为安逸惯了而缺少“觉察力”，但“富可敌国”的维特根斯坦家族并没有在纳粹展现出明显侵略性之前，尽可能转移家族成员和资产，就比较想不通。
纳粹侵入奥地利后，维特根斯坦家族实际上付出了“相当于1.7吨黄金的资产”作为“保命钱”。
可能大家族是相信面对外来势力，依旧可以保持微妙的“平衡”吧。
之前看杨苡女士的回忆录《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当时日本人已经全面占领华北和华东，总有些权贵可以“活得很安逸从容”。
而其他维也纳学圈成员的“逃难之旅”，就充满艰辛，倘若感知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会带来麻烦，提早出逃，远赴英美，境遇或命运是不是就会彻底不同？
需要重点聊的，是学圈领袖石里克，他是普朗克的高足、爱因斯坦激赏的后辈，石里克是在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才逐步转入哲学领域。
而他，则是被自己的学生枪杀的！
想来也是不可思议。
但维也纳大学的那种“激进氛围”，实际上在古斯塔夫·克里姆特于19世纪末为维也纳大学大厅天花板创作著名的《哲学》《医学》与《法学》引发的不满时，就已酝酿。
换个角度看，应该是一些思想激进的学生在受到外部干扰后，需要通过某种极端方式进行“宣泄”——对于那个开了四枪的博士生，石里克作为维也纳学圈的创始人，作为自己的老师，实在太适合因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动机）考虑从“先驱升级为先烈”了！
石里克本可以逃过一死的，在石里克的那位学生表现出明确的死亡威胁与明显的精神异常时，在整个西欧政治局势日趋动荡的现实下，最佳选择应该是赶紧逃离奥地利。
如果是古斯塔夫·克里姆特，以他那种性格和对世俗的敏感，肯定不会留在欧洲大陆——不过，1918年，他就已经死于席卷欧洲的流感了。
第三，是对实用主义的探讨
《进步知识分子的死与生》主要围绕一群主张逻辑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的哲学家，其实哲学和文学这两个大概念总是让我困惑，“到底要怎么用？”
书中提及的两个人物，卡尔·波普尔与托马斯·库恩，他们各自的大作大名鼎鼎的《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 与《科学革命的结构》，我都（试图）认真啃过。
很遗憾，这两本给我带来的“思想冲击”极为有限，如果说文学在当代还可以改成话剧、有声剧、电影、电视，这样的两本“哲学巨著”在我看来是“必然归于无用”。与之感知相似的，是【尤里卡文库】中的那本《我们如何思考》。
若论从前端物理成果反思“存在与意识”这一“核心命题”，理想国新出的那本《直到时间的尽头》显然更出彩——应该说启发性和实用性更大。
或许是因为“实用性有限”，一旦面临纳粹的屠刀而被迫出逃他国，维也纳学圈里人物的命运就各自不同，印象最深的像罗丝·兰德，虽为数学家兼逻辑学家，由于她的学术成就“有限”，不仅一度很难获得稳定的工作岗位，连基本生活都要靠他人赞助——还是我们说的那个“圈层”。
那么，如果掌握的是物理学、化学、数学那种能作用于卫国战争的更实用技术，成效立竿见影，那些逃难学者是不是更容易在他乡站稳脚跟呢？
做学术太“纯”，可能真的容易变“蠢”，这种非贬义的“蠢”，是指对外在变化缺少敏感，科学研究真的能和政治完全剥离吗？科学理论可以是中立的，但科学学派很难是中立的——除非是看起来像。
如同与维也纳学圈（学派）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奥派经济理论，强调市场的动态演化与实际出清，更强调对私有产权的保护。由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与时俱进，才是更好的处世之道”？
最后，我想说，《进步知识分子的死与生》可能是一部“很挑读者”的书。
作为一本翻译质量上佳的“理想国”——说实话，理想国译作的综合质量在我这几年读过的书中完全可以列入前五，当然，第112页将埃贡·席勒（Egon Schiele）翻译为埃贡·希勒，我是不太认可的，因为看过的简中版艺术史大书都是“席勒”——读者如果将其视为“大佬们的冷门传说”，可能只会注意到一众名流从辉煌到黯淡的陨落史，但一旦配合卡尔· 休斯克的《世纪末的维也纳》或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才能明白那种“我们这些六十岁人的时代彻底结束”后的绝望，才能理解如王国维和茨威格等一些知识分子，为何会在目睹个人命运与时代强行融为一体后，只能选择自杀。
“书越读越厚”听上去是个值得炫耀的事儿，实际上，需要读者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串联不同书本里的“交集”，如果再试图从字里行间精炼出“当代可落地的成分”，那就更“费劲儿”。
无论如何，这都是值得尝试且长期锻炼的。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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