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嘉靖四年，在锦衣卫诏狱中发生了这样一件奇案，一位已经被判定凌迟极刑的十六岁少女，通过自己的一封自白书，不但把自己从鬼门关前拉了回来，洗清了一身冤屈，还为含冤而死的家人报了仇，真凶法网难逃，皆得到了应得的惩罚。
此案曲折离奇，完全不下于清朝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甚至在喜剧之王周星驰的电影《九品芝麻官》中，也可以看到此案的一些影子，这就是轰动当时的“李玉英案”，也称“烈女案”。下面我们就来梳理一下案件的前后始末。
家门不幸，继母不慧
嘉靖三年的一个夜晚，北京城原锦衣卫千户李雄之次女李玉英被其家人扭送至锦衣卫，其带头的分别为玉英继母焦氏，以及焦氏的弟弟焦榕，说实话，一看继母二字，就知道这又是一个“灰姑娘”的故事了，而李玉英的境遇，也确实如灰姑娘一般凄凉。
李雄原本有一个正妻，育有三女一子，李玉英为次女，李雄虽为锦衣卫，但却不像其他锦衣卫那样飞扬跋扈，反而家风甚严，对儿女要求知书达理，平和待人，李妻更是温柔贤惠，一家人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至少也是小康之家，可是这本来和美的生活，却随着李妻去世而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妻子去世后，李雄又续娶了年仅二十三岁的焦氏，并在其入门一年后就生下了幼子李亚奴，由于李雄长年在外，家事全由焦氏和弟弟焦榕打理，焦氏为人妒忌阴毒，对李玉英姐弟四人随意打骂，有时连顿饱饭都没得吃，由于四人家教很好，不愿让父亲和继母之间有芥蒂，加上小弟李亚奴年纪还小的关系，所以一直没对父亲李雄说出这些内情，而这也对焦氏姑息养奸，让她的手段越来越毒辣。
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玉英四人在家中受继母虐待的时候，陕西方面又传来一个天崩地裂的消息：锦衣卫千户李雄死在了陕西，尸骨需要运回安葬。听到此事的玉英等人哭天喊地，即是可怜父亲的早死，也是为自己日后可以预知的悲惨生活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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诬陷通奸，才女身陷囹圄
果不其然，李雄之死使得焦氏和焦榕再也无后顾之忧，李雄虽没有什么遗产留下，但朝廷恩准，将他的锦衣卫千户官位留给李家人，以顺序排列的话，长子李承祖是名正言顺的继承人，而焦氏自然想要自己的亲生儿子李亚奴得到这个炙手可热的官位了，于是让仅有十岁的李承祖，一人前往陕西收殓李雄的尸骨回来，这千里路途辛劳，无疑是要把李承祖害死。
李玉英姐妹自然知道焦氏的用心，但孝义不可缺，李承祖还是毅然地踏上寻父之路，而李承祖一离开，焦氏的魔爪就开始向李家三姐妹下手了，焦氏先将大姐李桂英买给了当地权贵为奴婢，从此下落不明，而三妹李桃英则因逃走离家而被毒打，被软禁起来，和李玉英姐妹两人终日以泪洗脸，在心中暗暗祈祷弟弟能够平安回来。
不过这李承租也确实争气，千里迢迢去陕西，不但寻回了父亲的遗骨，还安全地回到了家中，这让焦氏的全盘计划付诸流水，因为害怕日后李承祖的报复，也不愿看着随手可得的“锦衣卫千户”之位从嘴里飞走，焦氏和焦榕把心一横，竟然骗李承祖喝下混有砒霜的菜汤，在其毒发身亡之后，还丧心病狂地将其大卸八块，一块块地扔进城边护城河中，伪造李承祖离家失踪的假象。
解决了李承祖后，焦氏还不肯罢休，她做事恶毒，自然以己度人，担心已经十五岁的李玉英报复，于是在一个深夜，率人闯入李玉英闺房，说要捉拿奸夫，还在房间中收出了所谓的证据，包括李玉英闲时苦闷所写的小诗、一支刻着“矢志不渝”的银簪子，以及仆人李强儿在院外所寻到的一支男装鞋子，就这样把李玉英打成“败坏家风、顶撞母亲、勾引奸夫”的毒妇形象，送进了诏狱。
朝廷变天，皇帝翻案
按朱元璋所定《大明律》规定，凡重大案件者必须由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会审才行，三法司权责分立，刑部主审、大理寺主批、都察院主监督，即便是三司会审通过的死刑，也需要朝中九卿再一起“秋审”，以免造成冤假错案。
可是在三法司之外，还有一个锦衣卫诏狱，这是由皇帝亲自审理的重大刑狱，由于明朝中期皇帝怠政，诏狱的负责全部交给了东厂和锦衣卫，由于李雄的千户身份，锦衣卫为皇帝的私兵，私兵自然需要“私刑”办理，当时任锦衣卫都指挥使的是陈寅，或许是看不惯李雄平时不愿同流合污的清高，也或许是焦氏“贿赂”，陈寅在接到李玉英案件的卷宗之后，立刻就将李玉案投入诏狱。
大明朝中后期的诏狱有多恐怖不需多说，一句话就是“一入诏狱，如入地狱”，李玉英在诏狱中过了数月暗无天日的日子，每日大刑伺候，拶刑、杖刑连番上阵，而害怕李玉英翻供，陈寅审讯李玉英时都是不说先打，打得皮开肉绽，连句话都说不出来，直至晕厥，然后再让人写供词，拿着昏厥的李玉英的手指画押招认，终于判了秋后凌迟的极刑。
所幸人算不如天算，就在李玉英死期将至，焦氏阴谋得逞之际，朝廷中却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也就是后世熟知的大礼仪事件，嘉靖皇帝以正德皇帝堂弟的身份继承大统，却想要将自己亲生父亲尊为皇考，将明孝宗尊为皇叔考，这显然违背了以首辅杨廷和为首的百官意愿，双方你来我往数年，最后酿成了“左顺门血案”，229位大臣跪在左顺门逼宫，被嘉靖皇帝当场打死了17人，流放8人。
大礼仪之争以嘉靖皇帝的全面胜利而告终，为了尽快地安抚民心，嘉靖皇帝从早已民怨鼎沸的诏狱入手，下旨“特以天气太炎，在狱军民未发落者，仍差审录太监研审，凡有事枉人冤，许通行奏”，也就是派人重新审理诏狱的案件，一旦发现冤枉的事立刻重审，以安人心。这圣旨一下，即便是锦衣卫缇帅的陈寅也不敢拒绝，只好选派了当时籍籍无名，后来的嘉靖朝锦衣卫都指挥使的陆炳为审理大臣，协助太监们处理诏狱案件。
陆炳神断，烈女自白
陆炳只是个小小的锦衣卫副千户，当时陈寅选他也就是因为其官小言轻，随便做个样子就行了，可陆炳却办事认真，有冤必翻，接到陈寅任命后立刻亲身搬入北镇抚司，把嘉靖皇帝的旨意印成文书，每个监狱人手一份，还面训诏狱众人，一旦发现有故意阻挠犯人上诉者，立斩不赦。
陆炳做事十分细心，担心自己审务缠身无法亲自办理犯人的上诉，有些胆大的还真敢暗中阻挠，于是选派了十几个心腹手下，下去各处监狱，挨个挨个地询问犯人是否收到了皇帝的旨意，需要上诉等，而李玉英的惨状，引起了亲信们的怜悯同情，这样一个十六岁的花季少女，知文懂礼，却被诏狱刑罚折磨得体无完肤，实在是我见犹怜。
实际上，自李玉英入狱那一刻起，不管是狱卒还是打杂人员，无一不怜惜其遭遇，可以说除了焦氏、陈寅之外，每个见过李玉英的人，都无法将她和一个“淫乱房闱、不敬主母”的形象结合起来，只是李玉英担心上诉不成，自己还得遭皮肉之苦，加上久经封建思想教育，认为就算翻案成功，自己也会背上不孝罪名，李氏家中除了自己之外，还有妹妹李桃英，小弟李亚奴，要是焦氏入狱，那李氏家族就完了，所以就算收到旨意也不愿上诉。
不管李玉英嘴巴硬得像石头一样，坚决不上诉，但亲信们一致认为，此女必有冤屈，于是让狱婆日夜开导李玉英，加上看守玉英的牢头也怜悯玉英，就私下向她道明了陆炳的刚正不阿，不同于其他的锦衣卫等等，经这些开导，或许李玉英也从描述的陆炳形象中联想到了自己的父亲李雄，于是立下决心翻案，连夜写下了数千字的自白书。此自白书附于文章最后，可供读者阅看。
真相大白，水落石出
李玉英的自白书一写完，立刻被亲信们马不停蹄地送到陆炳手里，自白书中字体端秀，言辞诚恳，其中所述之事更是催人泪下，连陆炳也为此着迷，一读之下就深信这绝对是一桩大冤案，虽然此案的断案者为自己的顶头上司陈寅，但陆炳也决意冒大风险，为李玉英翻案。
在陆炳的调查中，他发现所谓的“李云英通奸案”证据严重不足，其中最有力的证据不过就是一只男鞋、两首小诗、一支银簪，家仆李强儿的口供，说自己在家中发现了一个高大男子翻墙而去，急忙追去，只在墙边发现这一只鞋云云，一封焦氏的检举信而已，但通篇却没有犯人李玉英的供词，这是十分不寻常的。
要知道为什么古代会有设立如此多的极刑酷刑，就是要犯人自己招供，一般而言，断案需要犯人的自述和犯罪证据，这其中又以犯人自述最为重要，一旦有了自述，那即使铁证如山，去指明犯人无罪，那也可以先以自述定其有罪，现在李玉英一点招认的口供都没有，仅凭这些根本无法定罪，何况还是凌迟这样大不赦刑罚。
思来想去，陆炳决定亲审李玉英，为了消除李玉英的恐惧心理，陆炳还特意去掉了在李玉英身上拷了一年多的刑具，撤去了多余人员，只留下那十几个亲信，陆炳从李玉英的外貌、体态、言辞就可以断定，这是一个真正的大家闺秀，不是那种不甘寂寞、不知羞耻的荡妇淫娃，于是派稳婆验明正身，结果判定李玉英乃处女之身。
这下子真相大白了，哪有与人通奸者还能保持初夜的，陆炳胸有成竹，将李玉英从死囚牢中提了出来，先安置在普通囚牢之中，再去向上司陈寅报告，要求重审李玉英案，本来陈寅是很不愿意的，但奈何一没有李玉英口供，二没捉到奸夫，案不成案，强行定罪也难保违背圣旨，只好同意了陆炳继续调查了。
陆炳不负众望，从李强儿的描述中，奸夫身高八尺，可所谓的“奸夫鞋”尺寸却并不合适，陆炳特意找来了一个身材和“奸夫”差不多的男子，让他试鞋，结果完全穿不进去，否定了“奸夫鞋”这一铁证，在公堂上，陆炳摆出刑具，一下子就把李强儿吓得面如土色，把事情原由全盘说出，他是受了主母焦氏以二百两银子收卖，诬陷李玉英的。
而焦氏、焦榕二人，也在铁证之下，供认了谋杀李承祖，诬陷李玉英的事实，最后陆炳定案：李玉英无罪释放，资银二百两修养身体，李强儿、焦氏、焦榕谋权杀人，分裂尸体，情节恶劣，被判投入诏狱，等待进一步的审理，这轰动一时的“烈女案”，也就此拉下了帷幕。
最后，附上李玉英自白书：
顺天府故宫锦衣卫千户李雄之女李玉英谨奏：为明辩生冤，以伸死愤，以正纲常，以还淳俗事……
……臣闻先王有言，五刑以不孝为先，四德以无义为耻。又闻《烈女传》云，以一身而系纲常之重者，谓之德，以一死而正纲常之重者，谓之仁。故窦氏有投崖之义气，云华有坠井之英风，是皆所以振纲常以励风俗，流芳名于身后，垂轨范于无穷也。
臣父李雄，荫袭百户，荷蒙圣恩，以征西有功，寻升前职。臣幼丧母，遗臣姊妹三人，有幼弟李承祖，俱在孩提。恩父见怜，乃娶继母焦氏，存恤孤弱。臣十二岁遇皇上嗣位，编选才人。府尹荐臣应选，礼部悯臣孤弱，末谙侍御，发臣宁家。父于正德十四年七月十四日出征陕西，进战阵亡。天祸臣家，流离日甚。臣年十六，末获结缡，姊妹三人，伶仃无倚。摽梅已过，红叶无凭，是以穷迫滥液，形诸吟咏。偶有《送春》诗一绝云：‘柴门寂寂锁残春，满地榆钱不疗贫。云鬓霞裳伴泥土，野花何似一愁人。’又有《别燕》诗一绝云：‘新巢泥满旧巢，春满疏帘欲掩迟。愁对呢喃终一别，画堂依旧主人非。’是皆感诸身心，形诸笔端，盖有大不得已而为言者。奈何母恩虽广，弗查臣衷，但玩诗词，以为外通等情，朝夕逼责，求死无门。逼舅焦榕拿送锦衣卫，诬臣奸淫不孝等情。臣本女流，难腾口舌，本官昧审事理，问拟剐罪重刑。臣只得俯伏顺从，不敢逆继母之命，以重不孝之罪也。
迩蒙圣恩宽恤，‘特以天气太炎，在监军民未获发落，仍差审录太监研审，凡有事枉人冤，许通行奏。钦此钦遵。’不得不具求生之路，以昭决死之言。
臣父虽武臣，颇知典籍，故臣虽妾妇，亦得奉闻其遗教。况臣继母年方二十，有弟李亚奴，始生周岁。臣母欲图亲儿继袭，故当父方死之时，计令臣弟李承祖十岁孩儿亲往战场寻父遗骨，盖欲陷于非命，以图己之私也。幸赖皇天下昧，父灵不泯，臣弟得父骸骨以归。前计不成，忿心未息，巧将臣弟承祖毒药鸩死，肢解埋弃。将臣姊李桂英卖与权豪为婢，名虽养赡，情实有谋。又将臣妹桃英，沿街抄化，屏去衣服，稍有怨言，朝夕拷打。今又将臣诬陷奸淫等情，臣纵不才，邻里何不纠举？又不曾经获某人，乃以数句之诗，寻风捉影，陷臣死罪。臣之死固无憾矣，十岁之弟，果何罪乎？数龄之妹，又何辜乎？臣母之罪，臣不敢言，《凯风》有诗，臣当自责。臣之死固不足惜，恐天下之为继母者，得以肆其妒忌之心，凡为儿女者，得以指臣之过也。是以一生而污风俗，以一身而亵纲常也。
臣在监日久，有欺臣孤弱而兴不良之心者，臣抚膺大恸，举监莫不惊惶。陛下俯察臣情，将臣所奏付诸有司，明布各衙门知道，将臣速斩，庶身无所苦，免《行露》之濡，魂有所归，无《青蝇》之污秽。仍将臣之诗句委勘，有无淫奸等情，推详臣母之心只尽在不言之表。则臣父母之灵，亦可慰之于地下，而臣之义，亦不可掩于人间矣。
臣冒渎圣主，不胜祈死之至。系明辩生冤，以伸死愤事，情不敢隐讳，谨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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