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帝【明神宗朱翊钧,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穆宗朱载垕第三子】_万历_神宗_明朝

万历帝简介

万历帝

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1620年),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穆宗朱载垕第三子,生母孝定太后李氏。

隆庆二年(1568)三月十一日被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

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驾崩,10岁的朱翊钧即位,年号万历,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崩,终年56岁,庙号神宗,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葬于明十三陵之定陵。

死后由长子朱常洛继位。

朱翊钧在位初之十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政务,在神宗支持下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国力得到恢复,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

神宗亲政后,励精图治、生活节俭,有勤勉明君之风范,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

期间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巩固了汉家疆土。

执政后期荒于政事,因无像张居正的人可以督导、国本之争等问题而倦于朝政,自此不上朝,国家运转几乎停摆,强征矿税亦是在位期间被称为一大诟病,使明朝逐渐走向衰亡。

但是万历皇帝在位时期衰败的明王朝也在这个时期走向活泼和开放,明朝的经济处于当时世界经济主导地位。

在此间,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外国传教士也纷纷来华,如利玛窦就觐见过万历帝,开始西学东渐。

整个社会也出现了反对封建礼教、个性解放的精神。

自万历二十四年起,派大批宦官充任矿监税使,到全国各地开矿征商,掠夺民财。

他本人则不视朝,章奏留中,造成各地农民起义、城市民变不断发生,朝中党争与宫闱之争日激,上下解体。

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八年间,先后发生平定宁夏总兵哱拜叛乱、平定播州(今贵州遵义)杨应龙叛乱和援助朝鲜抗击日本侵略事件,合称为万历三大征

万历四十七年,明军在辽东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浑河南岸)与后金的战争中惨败,从此明朝在与后金对峙中转攻为守。

为与后金战争,朱翊钧三次加派辽饷,加重了人民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

明亡之势由此已见。

四十八年七月,朱翊钧去世,谥孝显皇帝,葬定陵。

生平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八月十七日,朱翊钧出生在裕王府,是明穆宗朱载坖的第三子。

明穆宗有四子,长子朱翊釴、次子朱翊钤,俱早亡。

四子朱翊镠与朱翊钧同为李氏所生。

朱翊钧的祖父世宗嘉靖帝晚年迷信道教,“讳言储贰,有涉一字者死”,因此,关于朱翊钧的诞生,没人敢报告嘉靖皇帝,更不敢为之起名字。

直到隆庆元年(1567)正月初十日,廷臣上疏请立皇太子,同月十八日没穆宗才为他赐名,叫朱翊钧。

明穆宗说:赐你名字,名为钧,是说圣王制驭天下,犹如制器之转钧也,含义非常重大。

你当念念不忘。

隆庆二年(1568)三月十一日,因其成为了其父子嗣中最为年长的,故朱翊钧被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

朱翊钧的生母李太后身世卑微原是宫人,后来母以子贵才晋升为贵妃。

皇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将来要治国治民,必须从小接受教育,了解以往帝王承业治国的经验教训,熟悉朝章典故,掌握驾驭臣民的本领。

朱翊钧虽然年幼,却很懂得这个道理。

明穆宗任命一批大臣为教官,辅导他读书。

朱翊钧学习非常用功。

其母李氏教子非常严格。

朱翊钧小时候稍有懈怠,李太后就将其召至面前长跪。

每次遇到讲筵的时候,李太后都令经筵讲官入前亲授。

没遇到早朝的时候,五更就到了朱翊钧的寝宫,早早将朱翊钧叫起。

由于讲官的尽心辅导,李太后的严格管教,以及朱翊钧本人的刻苦努力,朱翊钧年渐长而学愈进。

他自己后来也常常十分得意地说:“朕五岁即能读书。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二日,明穆宗病危,三天后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被召入宫中。

高拱等人进入寝宫东偏室,见明穆宗坐在御榻上,榻边帘后坐着皇后陈氏、皇贵妃李氏,10岁的太子朱翊钧就立在御榻的右边。

明穆宗抓住高拱的手,临危托孤,“以全国使先生劳累”。

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给太子朱翊钧的遗诏: “遗诏与皇太子。

朕不行了,皇帝你做。

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

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荒怠,保守帝业。

”三位大学士受托之后,掩泪而出。

五月二十六日,明穆宗即崩于乾清宫。

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钧正式即位,次年改元万历。

即位之后,在读书方面,朱翊钧也是从一开始就坚持按照祖宗旧制,举日讲,御经筵,读经传、史书。

在明朝的众皇帝中,除明太祖朱元璋之外,像朱翊钧那样确实是不多见的。

朱翊钧即位后,就按照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建议,每天于太阳初出时就驾幸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

然后少息片刻,复回讲席,再读史书。

至午饭完毕时始返回宫内。

只有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暂免讲读。

除此之外,即使是隆冬盛暑亦从不间断。

朱翊钧即位时,摆在他面前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内阁纷争倾轧,整个朝廷也没有能够挽回嘉靖一朝的积弊。

这个社会问题,以后变得更为激烈。

按照明穆宗的布置,高拱是外廷的顾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宫中,朱翊钧自然依靠冯保。

但是,冯保与高拱的关系非常恶劣。

此前,司礼监掌印太监职位空缺,高拱先后推荐了陈洪、孟冲,就是不愿让冯保做掌印太监。

神宗自己在登极诏中也命令他们:朕方在冲年,尚赖文武亲贤,“共图化理”,“与民更始”。

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以后,朱翊钧将内廷的事务托给冯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

对张居正不仅委以重任,而且尊礼有加,言必称“元辅张先生”,或“张先生”,从不直呼其名。

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十九日,张居正刚刚走马上任几天,朱翊钧就在平台(即后左门)单独召见他,共商大计。

由于明穆宗在位从没有召见过大臣,所以这事在当时曾引起轰动,使廷臣看到朱翊钧承业治国的精神和决心,又大大提高了张居正的威信。

朱翊钧从思想上到行动上,全力支持张居正,合力进行改革,推行万历新政。

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万历元年(1573年)推行的章奏“考成法”。

它是针对官僚作风和文牍主义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提高朝廷机构办事效率。

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专任,立限完成;层层监督,各负其责。

神宗说:“事不考成,何由底绩。

”其时,因为朱翊钧年幼,对祖制还不十分明白,不晓得个中的利害关系。

后来,他意识到张居正的权力过大,“几乎震主”,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领域的改革,一是清丈全国田亩;二是推广“一条鞭法”。

万历六年(1578年)十一月,朱翊钧下令在福建行省进行试点。

至万历八年(1580年)九月,福建“清丈田粮事竣”。

朱翊钧与张居正因势利导,趁热打铁,立即通行全国清丈。

户部奉旨就清丈范围、职责、政策、方法、费用、期限等制定了八项规定,于同年十一月下发各地。

至万历十年(1582年)十二月,各省均按三年期限基本完成,总计支出新增一百四十余万顷。

推广“一条鞭法”,是当时经济改革的又一个重要举措。

万历九年(1581年),一条鞭法已在全国各地“尽行之”。

这标志着整个张居正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

万历朝的前十年,在幼年朱翊钧的支持下,张居正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焕然一新,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一代名臣张居正病逝,朱翊钧从此开始亲政。

这次改革,始于万历元年(1573年),至万历十年(1582年)基本结束。

它是明中叶以来地主阶级革新自救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也是明后期政治、经济关系新变动的深刻反映。

其范围,覆盖政治、经济诸方面。

具体步骤是,前五年以政治改革为重点,后五年以经济改革为主要任务。

十年改革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扭转了正德、嘉靖两朝以来形成的颓势。

朱翊钧亲政后,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

先后在明王朝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分别为李如松(李成梁长子)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巩固了汉家疆土。

后世有说明军虽均获胜,但军费消耗甚钜。

而三大征实际军费则由内帑和太仓库银足额拨发,三大征结束后,内帑和太仓库仍有存银。

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朱翊钧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身体虚弱,每况愈下。

因此,朱翊钧执政中后期,几乎很少上朝。

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

“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

在三大征结束之后,朱翊钧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

同年,礼部主事卢洪春奏曰:朱翊钧“日夜纵饮作乐”。

从同年起,为争立皇太子,演成了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

明末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

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

在东林党争无休无止之时,由于明神宗私爱贵妃郑氏之子、福王朱常洵,坚持其王府庄田“务足四万顷之数”,才肯让其出京之国,于是在朝廷又掀起了一场长达七八年之久的福王庄田之争。

福王之国洛阳刚刚过了一年,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酉时,又发生了晚明历史上著名的梃击案,作案的是一个名叫张差的蓟州男子,史称“梃击案”。

起初,皇太子也以为“必有主使”。

是时,郑贵妃一再指天发誓,自明无他。

朱翊钧见事涉郑氏,加上多年来人们一直议论他不善待皇太子,感到事情重大,怕火烧自己,很快就亲自定张差为“疯癫奸徒”,并命“毋得株连无辜,致伤天和”,只处决张差及与之有关的太监庞保、刘成二人。

并特地为此于同月二十八日,一反常态,二十五年来第一次召见大臣,宣布他的命令,将此案草草收场。

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余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

万历十七年(1589年),朱翊钧不再接见朝臣,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现象。

至于贪财一事,朱翊钧他在亲政以后,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

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宦官担任矿监税使,四处搜括民财。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右副都御史谢杰批评朱翊钧荒于政事,亲政后政不如初:“陛下孝顺父母、尊祖、好学、勤政、敬天、爱民、节约开支、听取意见、亲人和贤人,都不能够像当初一样。

”以至于朱翊钧在位中期以后,方入内阁的廷臣不知皇帝长相如何,于慎行、赵志皋、张位和沈一贯等四位国家重臣虽对政事忧心如焚,却无计可施,仅能以数太阳影子长短来打发值班的时间。

万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台省空虚,那些致力于废除掉,皇上深居二十多年,从来没有一个接见大臣,天下将要沦陷的忧虑。

”首辅叶向高却说皇帝一日可接见福王两次。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几年,六科只剩下四个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

万历中期后虽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后并没有宦官之乱,也没有外戚干政,也没有严嵩这样的奸臣,朝内党争也有所控制,万历对于日军攻打朝鲜、女真入侵和梃击案都有反应,表示虽然忽略一般朝政,还是关心国家大事,并透过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就在朱翊钧宗晏处深宫,“万事不理”,导致从内廷到外廷闹得不可开交之际,辽东后金迅速崛起,不断出兵南犯,向明军发动进攻,辽东战争爆发。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日,后金政权正式建国,终于成为明朝的主要威胁。

自此明朝辽东的形势也随之每况愈下。

尤其是经过东征援朝战争和矿税使高淮乱辽以后,辽东边防空虚,军民困甚,供应艰难,加上明神宗用人不当,明军屡屡败北。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萨尔浒之战,明军四路大军,三路全军覆没,丧师九万,败局遂成。

辽东战争每年约需银四百余万两,朱翊钧为了应付这笔庞大的军费,自万历四十六年九月起,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国田赋,时称“辽饷”。

明末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加派开始。

加派非但无济于事,反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纷纷投入反对明朝的革命洪流。

朱翊钧自己也因此情绪低落,愁眉不展。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三月,朱翊钧因长期酒色无节,加上辽东惨败,国事困扰,终于病重不起。

七月二十一日,在弘德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终年五十八岁。

二十二日发丧,二十三日颁布遗诏,命皇太子朱常洛嗣位。

九月初十日尊谥号神宗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庙号神宗。

十月初三日,安葬于定陵。

评价

朱翊钧是明代历史中在位最久的皇帝。

明代历史中以万历纪元的时间,持续将近48年之久。

明神宗在位期间,前十年奋发图强,中间十年由勤变懒,最后近三十年“万事不理”。

他的主要特征,是贪酒、贪色、贪财而又贪权,始终“魁柄独持”,可谓操权有术,从这一点说,他不是一个庸人之辈。

但他又缺乏明太祖、明成祖那样的雄才大略。

他即位于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初,终于十七世纪二十年代。

当时,正是整个世界处于翻天覆地的大变动时期。

中国封建社会也已经发展到晚期,“天崩地裂”,新的生产关系开始萌芽,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也同样处于由古代社会向着近代社会转型的剧变前夜。

在这个历史的大变动中,由于几千年中国封建制度的顽症根深蒂固,加上他沉溺酒色、财货的心理病态,非但未能使中国跟上世界新潮流,迎来新时代的曙光,相反在他的手里把明朝推向绝境,加快了其终结的历史进程。

《明史》:①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

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

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

驯至悊、愍,邪党滋蔓。

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

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

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

②“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白寿彝评价: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前十年奋发图强,中间十年由勤变懒,最后近三十年“万事不理”。

他的主要特征,是贪酒、贪色、贪财而又贪权,始终“魁柄独持”,可谓操权有术,从这一点说,他不是一个庸人之辈。

但他又缺乏明太祖、明成祖那样的雄才大略。

范文澜评价:神宗亲政以后,独揽大权,怠于政事而耽于享乐,日益挥霍侈靡,不知遏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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