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褚同庆先生著《水浒新传》:序(流沙先生)_招安_梁山_宋史

松江褚同庆老先生,积四十年精力,写成百七十回《水浒新传》问世(以下简称《新传》)。这是当前出版界的盛举,也是文艺界值得称道的一件大事。

我有幸先睹,读完全稿。承索序,不敢辞。但只能算是自己的学习心得,借此向广大读者汇报。谬误之处,则祈指正。

宋承五代遗绪,立国即现乱阶。真、仁两朝,灾患迭起。

至徽宗时,有如黄河决口,火山爆发,不可收拾。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现引当时国子监直讲梅宛陵、李盱江两先生诗为例:

宛陵梅尧臣先生《田家语》:

谁道田家乐?春税秋未足,

里胥扣我门,日夕苦煎促。

盛夏流潦多,白水高于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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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

前月诏书来,生齿复版录,

三丁籍一壮,恶使操弓揭,

州符今又严,老吏持鞭朴,

搜索稚与艾,惟存跛无目。

田间敢怨嗟,父子各悲哭,

愁气变久雨,铛缶空无粥,

盲肢不能耕,死亡在迟速。

读杜甫《三吏》、《三别”,痛感唐代“奇政猛于虎”,读梅尧臣此诗,则宋代农村已是“万户萧疏”了!里胥之流,课督赋税,加重盘剥;

但对待比他们更有势力的豪强又怎么样呢?

司马光《涑水记闻》载有:

……浮梁县……民臧有金者,系蒙横,不肯出租,畜犬数头,里正近其门,辄噬之。……每岁里正常代之输租。

里正真的会自己掏腰包么?不!羊毛出在羊身上,还不是转嫁到劳苦大众身上去了么?

宋代赋税,既杂且重。为了逃避徭役,“改嫁”、“分居”、弃田”,直至“求死”的都有。

盱江李觏先生《哀老妇诗》:

里中一老妇,行行啼路隅,

自悼未亡人,暮年从二夫。

寡时十八九,嫁时六十余,

昔日遗腹儿,今兹垂白须。

子岂不欲养?母定不怀居?

徭役及下户,财产无所输。

异籍幸可免,嫁母乃良图,

牵衣送出门,急若盗贼驱,

儿孙孙有妇,大小攀且呼,

回头与永诀,欲死无刑诛!

妙龄守寡,垂老改嫁,这难道是诗人的夸张么?

不!一点也没夸张,而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实录。

……至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规图百端,苟脱沟壑之患。——《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79卷

………闻京东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日:‘春当求死,使汝曹免于冻馁。遂自缢而死。又闻江南有嫁其祖母及其母,析居以避役者。——《宋史》第177卷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宋代法制,单丁可免差徭。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宋代外敌凭陵,国政废弛,转思草泽,盖亦人情。”

李贽《忠义水浒传叙》:“《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盖自宋室不竞,冠展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

天都外臣本序:“夷考当时,上有秕政,下有菜色,而蔡京、童贯、高俅之徒,壅蔽主聪,操弄神器,卒使宗室之元气索然,厌厌不振,以就夷虏之手。此诚窃国之大盗也。”

《水浒》故事产生的历史背景,正在徽宗宣和年间。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徽宗赵佶,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呢?

当其尚未继承大统之时,章惇就指出他:“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见《宋史徽宗本纪赞》)

即位后,重用蔡京、童贯、王黼、高俅、朱励等奸佞,作延福宫,起万寿山(艮岳)。

仅从他十一次所出宫女数字来看,也可以看出他荒淫好色的程度。十一次中,所出宫女达二千零一十四人。

政和六年一次,就放出六百人。至于还留在宫里的呢?恐怕不只“后宫佳丽三千”了。所生子女,公主就可以编一个排———三十四人。

当他被掳北迁时,公主中除早亡十四人,以及刚满周岁的恭福帝姬还没被金人发觉外,其余的,一个也没幸免。

青衣行酒,男臣女妾。第二女荣德帝姬,不就是被金朝鲁国王完颜昌占有了么?

破国后的君主如此,破国后的臣民呢?可想而知。

而《水浒》却是写他在位初年的一系列荒政,由此而引起的梁山好汉大聚义。

不论哪一种版本的《水浒》,指出或阐明“乱自上作”,则是共同的。张风翼《水浒传序》:“论宋道,至徽宗,无足观矣。

当时,南牙北司,非京即贯,非球(俅)即耐,盖无刃而戮,不火而焚,盗莫大于斯矣!”

陈枚《水浒传序》:“权奸筹国,顷致无术,遂使群雄各逞血性,显出一番热闹。”

即使是“断尾巴蜻蜓”的七十回本,也仍然是:“无恶不归朝廷,无美不归绿林。”“官逼民反”,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水浒》原著,对此作了揭露。而《新传》,则反映得更为宽广,刻画得更为细致。

迫于饥寒,逃避盘剥,以至铤而走险,这是农民起义的必由之路。试举数例:

一、少华山:

以饥民吃大户、大户镇压饥民开始,汪剥皮招来了一家被杀。朱武、陈达、杨春三人,畅谈“打富济贫,开仓救饥。”

陈达说:“我等既已没了王法,便须造反到底,杀尽天下剥皮贼才罢休!”(第二回《跳润虎借粮华阴县》)可说是梁山聚义的前奏。

二、桃花山:

寨主蔡福向鲁智深介绍:“正值晋中一带,蝗旱为灾,穷民小户,都没了吃的,他(蔡庆)与这起饥民一起,冲杀在前,打了数家上户财主,聚集了三五百人。因听得说潞州境内有座桃花山,十分险峻,便来这里扎寨。”(第五回《折誓箭头领解婚约》)

三、二龙山:

自鲁智深、杨志等火并邓龙后,改变了原来的草寇性质。

鲁智深对山寨众喽罗说:“眼见得朝廷无道,官更誓愿:杀尽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和官司王法做对。自今日为始,再不许弟兄们去打劫村坊,扰害良民百姓,亦不许伤害正当客商行旅。”(第十七回《花和尚单打二龙山》)这就使梁山聚义,区别于一般绿林。

四、清风山:

寨主燕顺义释宋江后,向他介绍:“这座清风山,便是我兄弟三个和手下七百来个兄弟立了寨,我和王英兄弟,都是庄稼汉出身,我二十二岁那年,正逢大旱,禾稼无收。

却有本处一个财主阎谦益阎三员外,前来催逼租米,打伤了我那年老的叔公,还抢去了叔公的小孙女小妹。我和王英兄弟两个其实气不过,打伤了那厮和一众狗腿子,救出了小妹。

谁知不两日,官府又大派兵马,前来拿捕。恰值龚旺兄弟赶车经过,助了一臂之力,把官军一阵打走了。

我三个便“反’学出头,一不做,二不休,一发率领了一起饥民穷汉,去抢大户,分粮食。后来聚得人多了,便来这里清风山开山扎寨。”(第二十六回《锦毛虎义释宋公明》)

五、对影山:

寨主吕方向宋江自述身世:“小人祖贯荆湖南路潭州人氏。因贩生药到山东,消折了本钱,不能够还乡。恰值这里青州一带,连年饥懂,有一股穷民,被官府逼得无路可走,便起来杀豪绅,抢粮食,我也便投身在里面,几番官兵追提,都被我杀败了,众穷汉便奉我为头,就占住此间这座对影山。”(第三十三回《小李广射戟对影山》)

六、大方山:

郭盛也向宋江介绍:“祖贯西川嘉陵人氏。想到山东来投亲,却又投不着。流浪到胶东,聚得手下这起兄弟,大多是登、莱一带的穷庄户。因被官绅租赋债利逼迫,无以为生,就奉我出头,在莱阳县大方山结寨。”

七、枯树山:

寨主樊瑞回答石秀所问:俺原是汾州孝义县西乡人,家世务农,俺爷因连年蝗旱为灾,禾黍欠收,典卖尽了祖遗薄田,还欠下了本处财主任二虎的三十两银子,无力偿还还。

那厮要俺妹子去抵还欠债,俺爷不肯,他便串同官吏,将俺爷捉去吃官司,又来抢俺妹子。俺哥哥去救护时,却被一众人打得重伤,没几日便死了。

俺娘悲苦无处诉,便一条索子悬梁自尽了。俺爷在牢里闻讯,也气郁而亡。妹子吃抢去后,任二虎那厮要奸占她,她抵死抗拒,也被任二虎虐打而死。

当时俺得知了,便在半夜里越进那任二虎后园,杀了他一家大小,又放火烧了他家宅院。后来各处穷兄弟,苦大仇深的,都来相投,聚得人多,便占了这里枯树山伏虎寺做寨子。”第九十九回《举义旗樊寨主兴师》)

八、登云山:

寨主鲍旭与呼延灼对话:“俺本是绛州翼琎县西乡鲍庄人。家世务农。二十岁那年,绛州大早,俺爷欠下租粮,无力完纳。差役下乡来拘提,我心里生忿,言语争执。把那两个公差都打走了。

这下可闯下了大祸,县里派来了数十个做公的,拘捕俺父子二人,说是抗粮造反的贼,迫得俺做出手来,杀了几个为头的公人。

便一不做,二不休,就在村里鸣锣聚了百十来个无衣无食的穷汉,去抢了周近一处大户的粮仓,真个造起反来。

惊动了州县官府,派兵来剿捕。吃俺和这起弟兄们一路打杀,且战且走,直退到这里晋、绛交界处的登云山里。

后来索性夺占了这座登云寺,扎起寨来。”(第一百O二回《登云山双雄结同盟》)

这些星罗棋布的山寨,合小股为大股,最后,百川归海,同上梁山。

梁山自晁盖接位,就宣布:“我等在此共聚大义,立志要把这不平世界重新颠倒过来。使普天下苦汉穷民,都能过太平安乐日子。这便是第一等大事。

自今以后,誓要杀尽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为民除害。除取不义之财外,不可再去打家劫舍,募恼村坊,扰害正当客商行旅。

练兵之余,众兄弟都要分别从事农垦、渔牧和百工等职事,务使山寨无一个闲人。弟兄们大家丰衣足食,一切不事外求。”

这的确是朴素的农民理想。但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意识统治下,水浒之滨,又何能例外?非剿即抚,非投降即反抗,“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新传》正着力写出了这一支农民起义队伍,从建立、发展、壮大、分化,直至失败的全过程。它表达了当时广大农民的意愿和向往,也阐明了历史局限性的无法回避。至于一些细节上的具体刻画,就不一一列举了。

现在再就以下四个方面,略加论述。

一、反花石纲斗争

花石纲,是宋皇室残民以遂私欲一项最大的虐政。《宋史纪事本末》列有专章记述:

宣和四年十一月,以朱勔领苏、杭应奉局及花石纲于苏州。帝时垂念花石,(蔡)京讽(朱)冲(朱耐之父)密取浙中珍异以进,初致黄杨三本,帝嘉之。后岁岁召贡五、六品,至是渐盛。舳舻相衔于淮、汴,号“花石纲”。

置应奉局于苏州,命总其事。朱勔诘取内帑为囊中物,每取以数十百万计。于是搜岩剔数,幽隐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领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封表识,指为御前之物,使护视之。微不谨,即被以大不恭罪。及发行,必撤屋抉墙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异,共指为不祥,惟恐夷之不速。

民预是役者,中家破产,或需卖子女,以供其须。刷山辇石,程督惨刻。虽在江湖不测之渊,百计取之,必得乃止。至截诸道粮饷纲,旁罗商船,揭焰熏灼,时谓“东南小朝廷”。

《水浒》在杨志出场时,顺便提到:“道君因盖万岁山,差一般十个制史,去太湖边搬运花石纲,赴京交纳。”结果在黄河翻船,只好远走它乡避难。而对政治意义比它小得多的生辰纲,从“撞筹”、“聚义”到“智取”,则花了一定的笔墨。

《新传》从七十五回杨林、戴宗与乐和在酒店邂逅相遇,说及东京新闻开始,正式进入了花石纲的叙述。接着郑天寿一家在泗河上被载运花石纲的艨艟巨舰,撞舟沉没。娇妻幼婴,溺水丧命;

张福保为避开道黄旗,奔让稍迟,惨遭鞭打;

张清岳父赵瑞,辞官归里,筑有“适园”,以作娱老之所,被常州应奉分局垂涎,多方敲诈勒索,直至被逼呕血身死;

裴宣仗义断案,忤州官而陷图图;竟至绑赴刑场,与张清一并问斩;金大坚被勒索出双份“买丁钱”,后又招致家宅抄查;段景住被捆应役,妻室险遭轮奸。

真是一步紧一步,一层深一层,血泪斑斑,人间何世!

幸有北地豪杰穆弘,偕马鳞应李云邀请,南下专寻朱勔,以致演出了血染十字街,火烧应奉局,戮唐松,刺朱励,擒王璟,杀朱澄,直至英雄聚首,同归水泊。惊涛骇浪,此起彼伏,波澜壮阔,蔚为大观。

二、反海禁斗争

海上对外贸易,设有管理机构,那就是市舶司。从唐到宋,日益扩大。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首先于广州设司。以后,陆续在杭州、明州、泉州、密州、秀州等处设立。密州即今山东诸城。是北方唯一的海上贸易管理机构。

史载:太宗雍熙中,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路招致券,违者,没入其宝货。大抵海舶至,十先征其一,价值酌蕃货轻重而差给之。

太平兴国初,私与蕃国人贸易者,计直满百钱以上论罪。十五贯以上黥面流海岛,过此送阙下。淳化五年申其禁,至四贯以上,徒一年。稍加至二十贯以上,黥面配本州为役兵。先是,茶人私贩,然不能绝。

贾人由海道往外蕃,令以货物名数,并所诣之地,据所在州召保。毋得参带兵器或可造兵器及违禁之物,官给以券,擅乘船由海入界河,及往高丽、新罗、登、莱州境者,罪以徒。往北界者加等。

当时出海商要开列船主(称“纲首”)姓名、商人名单,以及所去国名,具三家殷实铺保,领取官券。也就是海外贸易许可证。

回国时,必须在原港口登岸,将官券缴还市舶司。进口货要检查,核对品种数量纳税。税后,先由政府选购一部分,称为“博买”。其余准在当地出售。政府选购者,一部分送京师,供应皇室官府;一部分由市舶司在当地出卖。

由于种种规定,海民就会遭到百般盘剥,这当中的斗争,其尖锐是不难想象的。原著对此,味加采用,而《新传》则从《还夙愿酬神天妃庙》起,到《梁山寨英雄新入伙》止,整整用了十二回(第三十九回一—第五十回),描写了这一场头绪纷繁、盟章节紧凑,奇峰迭起,惊心动魄的斗争。

海客项充等新建大海鳅船落成,择上元灯节,酬神祭旗;地方官绅及市舶使强占望海观赏灯火,迫主持人项家让楼,单刀直入,揭开这场斗争序幕。

因无理登楼,得以偷窥内着,引出三头太岁方权向项莹娘莹娘逼婚;为抗苛捐,众海客闹衙,项充、欧鹏、邓飞等人,齐心浮海;遇飓风巧救孟康;投荒岛得晤陶宗旺。

而家属项太公,则落于官军之手。太公大闹公堂,因痰壅而毕命;莹娘虚允婚期,毙奸徒以潜踪;直至报仇雪恨,大闹登州;掷矛挥铲全歼丑类。

在此以前,还专以四回篇幅,写渔民李俊、李立等人的抗“捕鱼契”斗争。梁山以水泊名,立有水寨,设有水军;山东地区、又大半滨海。渔民抗税,实为农民抗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梁山最初发难者“七星聚义”中,石碣村阮氏三雄就占了一半,以后续有二张、二李、二童,而《新传》水军头领则更多。这些人物,都是山寨的骨干和脊梁。而他们苦大仇深,各人也都有一部血泪斑斑的家史。

如果只写他们在水面行劫,耀武扬威,请乘客们吃“馄饨”和“板刀面”,而略去了他们的受迫害,势必减弱英雄们闪闪夺目的光彩。《新传》的这些补写,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三、反辽斗争宋、辽自“澶渊之盟”以后,双方对峙,基本上相安无事。徴宗年间,曾派马政多次浮海使金,约共攻辽。商定金取长城以北大定府,宋取长城以南燕云十六州(石敬塘割与契丹者)。而将纳辽岁币,如数转让与金。这就是宋、金所订的“海上之盟”。于宣和四年开始,两国邦交破裂。

童贯、蔡攸,分任河北、河东正副宣抚使,分兵北上,抵界河(今拒马河)南岸,大败而返。同年十月,再次出击,越界河,过卢沟,前锋辽降将郭药师已攻入燕京,后续不继,于巷战中溃败。驻卢沟南岸大营之刘延庆,闻讯烧营急遁,伏尸百余里。这就是两次伐辽的实况。

小说家根据这一史实,各自发挥。原著有奉诏破辽,打蓟州,下玉田,取文安,战幽州,直逼燕京,最后迫辽归降等一系列战争描写。作为慨国事陵夷,振民族志气,这样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新传》改伐辽为抗辽,战事则互有胜负:广大忠义民兵,即书中所说山寨义勇,与爱国将领关胜、孙立、董平、呼延灼等领导的军队,光复了太原及河东各州县所失地,而代表童贯主力的李光裕部,几至全军覆没而投降。

作者以浓墨重彩,勾勒出:雁门关、代州之战;石岭关、忻州、崞县之战;野狼堡突围战;晋州保卫战;汾河湾、枣林渡、千丈岩之战;十八弯、九龙岗之战;石州河之战;光复汾州之战;青杨坂、桃花村之战;光复泽、潞、太原之战等战役。气势磅礴,各有特点。这样写,与基本史实,更为吻合。

童贯心腹盛捷,为贪财礼,甘作汉奸,献出北地雄关雁门;而老将李度父女,一心报国,多方犯难,拼死力守危城晋州。两者相照,泾渭分明,忠奸殊途,责在权宦。

童贯,史称:“性巧媚,自给事宫掖,即善策人至微旨,先事顺承。时人称蔡京为公相,因称贯为媪相。”(见《宋史.童贯传》)以寺人典军,握兵达二十年,是镇压方腊起义的刽子手,门下党羽极多。

当时民谣有:“打破筒(童),泼了菜(蔡),便是人间好世界。”原著对其罪恶,没有作具体揭露。

宋、辽平安相处时,曾互设榷场(即官办贸易场所),派官征收商税。如宋在雄州、霸州、安肃军(今河北徐水)、广信军(徐水东);辽在涿州、朔州等地,都设有这种场所。

宋输出主要有茶、丝、麻布、粮食、铜、锡、瓷器、漆器、染料、香料、药材、工艺品……;辽输出则为羊、马、牛、皮毛、皮革、马具、弓箭、镔铁刀、剑等。

《新传》提到雁门马市,以及盛捷与辽商勾结,直至献关作为大宗贸易,这不是徽宗以大好河山拱手资敌的缩影么?

四、反招安斗争

《宋史纪事本末》载:

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盗宋江寇京东州郡,"至海州,张叔夜败之,江乃降。

宋江起为盗,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转掠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知亳州侯蒙上书言:“江才必有过人者,不若赦之,使讨方腊以自黩。”帝命蒙知东平府,未赴而卒。又命张叔夜知海州,江将至海州,叔夜使间者觇所向,江径趋海滨,劫巨舟十余,载卤获,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除七十回本外,历史上的宋江与小说中的宋江,都是接受招安而归降的。原著虽也写了李逵扯诏,阮小七倒船,鲁智深、刘唐、武松、穆弘、史进一齐发作,六个水军头领同声大骂,甚至紧接两赢童贯,三败高俅,但毕竞在关键时刻,分金买市,全伙招安。最富于叛逆性的李逵,终于说出了:“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并且嘱咐要将自已灵柩,与宋江一起埋葬。整个来看,是只有接受招安,而没有真正反招安的。

《新传》则着力写出了招安与反招安,在梁山义军内部,展开了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尖锐曲折的斗争。以大量事实,剥去宋江的伪装假面,使招安出现三次反复。朝廷内部,也存在着主剿与主抚两派政见不同的相互攻讦,此起彼伏,错综复杂。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后,宋江在菊花会上,醉吟《满江红》词,画龙点睛,结句是:“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当时就引起了兄弟们的反对。原著写昊用相劝,宋江解释,众皆称谢不已。但“当日饮酒,终不畅怀。”一笔带过。

《新传》则壁垒分明,以昊用为代表,从理论上、策略上,以及继承晁天王的遗志上,与宋江展开了说理斗争。紧接着,花荣、燕顺、朱武、陈达、杨春、项充、林冲、鲁智深、穆弘为一方,卢俊义、柴进、李应、孙立、关胜、秦明、杨志、索超、徐宁为另一方;反招安与招安之间,面对面作出了唇枪舌剑的较量。

最后,由公孙胜打圆场,指出:“只为招安一事,引起众说纷纭。但此事并未有眉目,也只是宋哥哥私心盼念而已。”他此时虽未介入,其倾向性是非常明确的。而且第一个离开梁山,还乡奉母。临别赠言:“花已盛开,何待结果?但望哥哥领导有方,使梁山事业发扬光大,天王遗志得底于成,我愿足矣!

序幕揭开,宋江派卢俊义去东平府进谒张叔夜,“面陈惆诚之意”。交出三军花名册和钱粮总册,有如张松之献地图;并亲自潜赴京师,拜见李师师,打通枕边关节。朝中则有张叔夜两次上本,一次觐见,童、高进剿失利,与蔡京先后被黜;而后王黼两番草诏,以及陈宗善、黄体仁、张叔夜三次上山,宣读诏书。

招与反在梁山内部的具体斗争有:

阮小七凿官船,李逵扯御诏,砍倒杏黄旗,偕鲍旭、樊瑞下山,杀入濮州境内,宋江拒发援兵,以致三人中伏身死。吴用等出救未及,兵困耿家庄。穆弘不听宋江约束,率石秀、燕青等前往策应;项充、陶宗旺、石勇等,也跟踪而去。

山上,得杨林探事回报,朝中已发大军进剿,在花荣请令下,宋江顺水推舟,自领大军下山。大败童贯后,不将剩勇追穷寇,急急鸣金收兵,纵敌逝走。是以穆弘、项充各引所部,重返怕地。宋江密函卢俊义,使其再谒张叔夜,又令戴宗去东京,探知二次招安。

吴用对此,亦有觉察,暗中作好布置,花荣箭射续差,于是兵戎相见,互有伤亡,梁山头领,陆续损折。

高俅被擒,宋江私放,招致林冲自刭,吴用自缢,鲁智深、花荣、武松、史进、燕顺、朱武………卷堂大散。

最后,宋江一伙四十三员,在张叔夜安抚下,接受招安。拆毁山寨,壅填水泊,打起两面“顺天”、“护国”旗,跟随宣抚副使刘光世去东平府,“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

当前对宋江乃至对《水浒》全书的评价,正集中在招安与反招安这个问题上。招安是一个历史事实,无法改变。即使当时在说书人话本基础上而成书的《大宋宣和遗事》,也载有:“后遣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这一情节。

事实不应回避,也无须辩解,矛盾只有使其充分揭露,才能得到正确.合理的答案。原著写一百八员梁山好汉,全部入城朝觐(即弃山林而瞻廊庙),所以回目是“全伙受招安”。难道大伙都是羊群,带头羊跳海,其余的竟毫无例外,一个一个,也都跟着去跳海么?

《新传》层次分明,从《骂投降李逵闹盛筵》起,到《宋公明合伙受招安》止,足足用了二十一回(第一百五十回至一百七十回)文字。犬牙交错,疏密有致,时而红牙檀板,时而铁马金戈,李逵舍命,吴用轻生,林冲刎颈,戴宗刖足,故事发展,有如剥茧抽丝,其情节则使志士灰心切齿,英雄扼腕落泪。

梁山的大好基业,只剩水涸山空!这就是接受招安引来的必然归宿。

本书四册,共170回。其中保留原作39回,改动40回,新增91回。可以看出,创新的比重,达三分之二强。作者40年3易其稿,创作态度是严谨的。至于文字功底,艺术造诣,自有书在,读者不难评价。

流沙

1984年12月18日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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