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台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地域结构——对台湾南北差异的实证研究》 九州出版社，2016年
南北政治差异的成因
台湾政治版图之所以形成以“北蓝南绿”为突出特征的南北差异，是台湾政治结构历史发展、区域政治文化心理、区域发展政策及选举制度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台湾政治结构历史发展的客观结果
（一）历史上“北部中心、南部外围”的政治分布，是促成南北政治差异的基本原因
近代以来，北部逐渐取代南部成为全台政治重心。1875年，清政府在北部创建台北府，与府治在台南的台湾府并立，北部的政治地位开始提高。
1885年台湾脱离福建单独建立行省，1894年台湾省会正式由台中迁至台北市，标志着北部正式成为全台政治中心。
1895年日本侵略者占领台湾后，继续以台北为政治中心，对全台进行了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
1945年台湾光复后台北的政治地位照旧维持，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仍以北部为统治重心，1967年进一步将台北市升格为“直辖市”，岛内政治天平大幅向北部倾斜，台北市的政治中心地位更加巩固。尽管高雄市于1979年升格为“直辖市”，但无法扭转南部政治角色日益走向边陲的趋势。
北部作为全台政治中心，势必会吸引政治资源大量向北部集中。目前，台湾当局的“总统府”、“立法院”、“行政院”及其各“部会”等机构均在台北市办公，北部成为全台大政方针酝酿产生的发源地。
北部是国民党、民进党等岛内主要政党的总部所在地，是岛内政治斗争的主要阵地。北部汇集了全台6个“直辖市”中的4个（台北、新北、台中及年底升格的桃园），政治地位和层级明显高于南部。近年来台湾当局虽然在南部设置“行政院南部联合服务中心”等机构，但仍无法有效改变南部的外围角色。
展开全文
（二）国民党长期掌握政权及民进党在南部异军突起的政党发展格局，决定了两党在南北各类政治资源的实力对比
1949年国民党当局退踞台湾后长期一党执政，并实行长达38年的军事“戒严”体制，奠定了其在岛内政坛一党独大的支配性地位。
国民党利用执政资源不断发展党组织，建立起深入最基层的绵密体系，吸纳各行业人才加入，并将大量资源划归党产，最终建立起庞大的党机器。国民党当局还通过开放地方选举笼络地方派系，建立起“恩庇—侍从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从而达到展现“民主”、强化在地连结、巩固政权的目的。
国民党当局还实施土地改革，建立农渔会等各类惠农组织，获得广大基层农渔民的支持，国民党通过制度设计控制这些农渔组织后，将其变为选举动员工具。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民党掌握丰沛的政治资源，在全台范围占据绝对支配地位。
但1986年民进党成立后快速发展，并对国民党的统治地位构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2000年民进党上台后，大肆宣扬台湾主体意识，推动“台独”施政，利用南部民众的保守心态和恐共心理，大幅拓展了其在南部的社会基础。
民进党还长期把持南部多数县市的执政权和话语权，利用执政资源绑桩拓票、抹黑国民党。由此导致国民党在全台特别是北部的政治资源显著占优，但民进党在南部区域相对领先。
（三）“北工商南农运”的经济社会分工，是南北政治差异的物质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长期以来，台湾南部经济社会发展一直落后于北部，且差距越来越大。
2014年《远见杂志》“县市总体竞争力大调查”中，位列前五名的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县、新竹市、台中市均为北部县市，南部县市则多位居后半段[i]。在产业分工方面，北部工商业、金融业、科技业、现代服务业发达，国际化程度高；南部则未能跟上产业转型的步伐，仍以农业、重工业、港口运输业为支柱，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北部凭借其现代化产业优势，吸引了全台各地的人才精英，南部却陷入人才外流的困境和恶性循环。
南北区域发展的差距，进一步渗透到民众的生活水准、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台湾南部明显人口分布较为分散，都会化程度低，教育程度在大专以上较少”[ii]，北部在都市化、现代化、国际视野、教育程度等方面显著领先南部。使南部民众逐渐产生被遗弃冷落的感受，对北部的不满也日益强烈。
这不仅导致南北部民众在生活习惯方面产生明显差异（表5-20），而且造成南北区域相互的误解和隔阂，北部民众以居高临下的心态“从台北看天下”，视南部为经济落后、观念保守、思维偏执的乡下人，南部则嘲讽北部是“天龙国”，认为北部的发展是以抢夺了原本属于南部的资源为代价，逐渐造成南北政治对立局面。
表5-20：南北部民众生活习惯差异
北部
南部
国际观
国际化、往前看
本土化、怀旧寻根
品牌忠诚度
自主意识强，求新求变
重口耳相传，慢热死忠
价格敏感度
时间就是金钱
以时间换金钱
经商方式
先谈生意再搏感情
先搏感情再谈生意
性格作风
精明、精打细算
豪爽、热情海派
生活品质
讲究气质、强调理性的都会精英，像深沉的中年绅士
乡土草根的下港人，像20岁穿短裤的小伙子
资讯接收习惯
杂志，多元信息
广播，笃信口碑
科技依赖程度
高，科技冒险族
低，科技冷漠族
饮食习惯
健康轻食
口味重咸重甜
消费分配
书籍销量占全台80%
77%的民众花钱改善饮食
资料来源：王一芝、江逸之：《向北走向南走》，《远见》杂志，2004年5月。
二、区域政治文化心理差异
（一）历史文化的地域区别强化了南北政治差异
首先，台湾民众海岛心态和移民心理的“南强北弱”态势是造成政治版图“北蓝南绿”的基本原因。
早期移民在开垦台湾的过程中，既因遭遇严重的艰难困苦而产生怀念故乡渴望回归的“故乡意识”，同时又会在逐渐扎根后产生热爱感恩认同台湾的“本土意识”及相同姓氏宗亲间紧密抱团的“先住民意识”。这对矛盾统一体正是移民心理的真实呈现，是大陆移民融入台湾过程中的显著特点[iii]。
同时，由于台湾岛孤悬海外，民众容易滋生不安全感，心理也更加敏感、易走极端，这在客观上为“台独”的政治操作提供了空间。这种心理在历经数百年历史沉淀的南部尤为明显，“本土意识”获得极大发展，甚至在民进党操弄下异化为“台独意识”。
北部则因1949年后逾百万大陆新移民的加入而仍保留强烈的“故乡意识”，同时，北部经济社会的国际化、现代化程度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具有排斥异乡意涵的“本土意识”的生存土壤。
其次，南北区域特殊的历史境遇影响了各自政治发展走向。
台湾自16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四百多年，前后遭到日、美、英、法、荷、西等国16次殖民侵略，累积了浓厚的“受害者意识”。[iv]特别是甲午战争后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台湾民众产生了强烈的被抛弃之感。
台湾光复后，国民党当局不仅没能及时安抚台湾民众受伤的心灵，反而将其视为“二等公民”，终于引发“二二八事件”，进一步加深了台湾民众的“悲情意识”，并使其对国民党暴行的憎恨扩展至外省人、大陆人，为后来族群矛盾和分离主义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这种“悲情意识”在台湾南部从未中断，使南部民众产生强烈的“出头天”心态，这为后来民进党操弄省籍矛盾、散播“大陆欺负台湾”、宣扬“台独”理念创造了空间。
相比之下，北部虽然同样遭受严重侵略，但由于作为侵略者统治台湾的据点而客观上获得一定发展，国民党退踞台湾后更将大批外省人安置在掌握公权的军公教部门，因此北部的“受害者意识”相对较轻，反而因其相对获利而引发南部民众的不满。
最后，“台独”的政治绑架使南部政治走向异化。
李登辉执政后期，大肆推行“台独”施政，操弄省籍、族群议题，通过撕裂社会牟取政治利益。2000年民进党上台后，打着所谓“认同台湾”、“民主改革”的旗号，强化南部对本土意识、台湾意识和台独意识的政治连接，引导社会和民众亲近民进党，不断拓展“台独”在南部的社会基础，最终使南部成为绿营的根据地和大本营。
在此过程中，淳朴善良、受教育程度低、“出头天”愿望强烈的南部民众，深受民进党蛊惑，对北部外省人的误解和不满不断加深，进一步强化了南北政治差异。
此外，台湾南部保留了更多的日据时期的奴化教育遗毒和残留，而北部则集中了全台最主要的教育资源，能够理性看待台湾前途和两岸关系等问题，并不认同“台独”等激进主张。
（二）群体性格差异导致“北蓝不稳、南绿固化”
北部是全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汇聚了各个领域的人才，涵盖闽南、客家、外省等各个族群，民众教育程度较高，国际视野开阔，深受西方现代政治文明影响，投票行为更加理性，较少受人情宗族及金钱利益影响，因此政治倾向更亲近较少意识形态、较能“拼经济”的蓝营政党。
也正是因为如此，北部民众对蓝营的支持并非盲目死忠，一旦蓝营执政表现不佳，同样会被选民抛弃。这就形成了北部选民整体上相对挺蓝，但并非无条件挺蓝的不稳定状态。
相比之下，南部尤其是农村则较完整地保留了闽南沿海移民“搏风击浪、不屈不挠、不畏强权”的强悍民风与“自强进取、勇于开拓、敢为人先”的拼搏冒险精神，保留了闽南山区移民“脚踏实地、吃苦耐劳、坚韧刚毅、憨厚朴实”的人文品质[v]。
受此影响，南部民众乡土情感深厚，草根性强，比较重感情、重宗族、重地缘、重人际关系，易于社会动员，其政治选择及投票行为大多出于其价值观与利益取向，易受地方政经关系、宗亲望族和地方派系势力的操控，易受人情及金线的影响[vi]。
这种性格特征使南部民众较支持具有相同血缘亲缘关系的“本乡本土、我族我仔”政治人物，对本土性、草根性强的民进党甚至呈现出非理性支持，而不管其执政表现是好是坏，从而使南部地区长期成为民进党稳固的“大票仓”。
因此，民进党执政时期，尽管北部选民大部分已对其失去信心和耐心，但南部多数选民却始终愿意为了本土认同给民进党一个机会、而对国民党始终深具戒心，这种深层心理因素决定了南北的政治差异[vii]。
三、台湾现行政策和选举制度
（一）国民两党的区域发展政策加剧了南北对立局面
国民党“重北轻南”政策客观上促成南部“绿化”。
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后，不仅将北部视为政治中心，而且在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等方面大幅向北部倾斜。除将从大陆携带的人财资源主要投放到北部，在经济规划和资源配置也都是优先照顾台北地区，导致南北区域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及教育医疗社福等方面产生巨大差距。
客观地看，这些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是南北地区各自先天条件及历史累积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国民党当局的资源配置规划也绝非脱离南北区域各自优势的主观部署。
但南部民众自认为其生活水平低、社会发展差的边缘化处境，是国民党当局“重北轻南”政策和不公平对待造成的，因而对国民党充满怨恨，希望通过政权更迭来改变现状，因此在政党倾向上更加支持民进党。北部民众由于是“重北轻南”政策的受益者，因此相对支持国民党。[viii]
与此相反，2000年民进党上台后，则以“南北平衡”为幌子，祭出“抑北扬南”政策，引发北部强烈不满。
陈水扁当局一方面削减台北市的统筹分配款，阻挠北部举办“亚太文化之都”及棒球世界杯赛等国际体育文化赛事，限制北部蓝营执政县市建设；另一方面出台多项鼓励民间和地方政府投资台湾南部的优惠政策，努力改善台湾南部投资环境，大幅提高高雄市的统筹分配款，意图将高雄市打造成为“南部首都”，并提出“故宫南院”等规划，将各项经济文化建设重心南移。
但这些政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长远规划，未能根本调整南部产业结构，加上政策失误、执行力不足及贪腐等因素，非但没有缩小南北差距，反而引发北部民众的不满，进而加剧南北分裂对峙情绪。
（二）频繁的选举炒作强化了民众的“北蓝南绿”心理
长期以来，台湾政坛充斥着各式各样的选举，从“中央”层级到地方层级，从行政部门到立法部门，从全台性选举到区域性选举，从换届选举到因故补选，导致岛内几乎每年都有选举。
直至近年来“总统”与“立委”选举合并且每4年举行一次，“直辖市长”、“直辖市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村里长七项选举合并且于“大选”2年后举行，岛内的选举频率才有所降低，但并未根本改善。
频繁的选举为“北蓝南绿”的发酵创造了空间。
每到选举，岛内政治氛围就会失去理性，各种有助催出选票的对立性议题都会被拿出来炒作，台湾南北差距就是重要议题之一。
一方面，民进党罔顾8年任内南北差距越来越大的现实，在将自己粉饰为南部利益代言人的同时，大力攻击国民党“重北轻南”政策是南部落后的罪魁祸首，批评马当局南部竞选政见跳票，造成“台北盖捷运，台南铺农路”[ix]的差距。
另一方面，民进党还大打“本土牌”，在南部鼓吹“外省人欺负台湾人”、“台湾人出头天”[x]、“台湾人选台湾人的总统”[xi]，怂恿南部“勇敢的台湾人”组成“敢死队”，刺杀马英九等“中国代言人”[xii]。在频繁的选举炒作下，民众陷入“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的状态，南北政治差异议题持续非理性发酵，并与“统独”、族群等议题交织，导致“北蓝南绿”状况不断强化。
（三）不合理的选举制度设计加剧“北蓝南绿”的固化
首先是“立委”选举的“单一选区两票制”。
自2007年底第7届“立委”选举开始，台湾“立委”席次由225席减为113席，任期由3年改为4年，选制由“复数选区单记不可让渡制”改为“单一选区两票制”，包括区域“立委”73席，不分区及侨选“立委”34席，原住民“立委”6席。
其中，区域“立委”采取“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决制”，将全台划分为73个小选区，每个选区只选出1名“立委”，由得票最高者当选。
在这73个选区中，蓝营在北部多数选区都占据相对多数优势，绿营则在南部多数选举相对领先。由于在该选制下，候选人多赢1票即当选，这就导致蓝营掌控北部大多数席次，南部则成为绿营的天下，出现当选席次与得票比例不匹配的情况。
以2012年第8届“立委”选举为例，国民党在北部10县市以51.53%的得票率获得37席次，民进党得票率虽达39.96%，但仅当选7席。民进党在南部6县市以54.5%的得票率获得17席次，国民党得票率虽达42.07%，但仅当选5席，在台南市甚至全军覆没。
不仅如此，选后“赢者全拿”，独揽“立法院”系统在该选区的政治资源，有助其扩大争取选民认同，而落败者不仅一无所有，还面临进一步被压缩的处境。
可见，选区缩小和“赢者全拿”的规则，进一步强化固化了岛内“立委”席次“北愈蓝、南愈绿”的格局[xiii]，导致蓝营在北部、绿营在南部占据“未选先胜”的先天优势，同时蓝营在南部、绿营在北部则可能“永无出头之日”。长此以往，“立委”席次的“北蓝南绿”分布，也会反过来最终影响选民的政治倾向，加剧“北蓝南绿”政治版图。
其次是县市合并升格后原乡镇市长改为官派区长。
2010年底，台湾部分县市改制为“直辖市”，导致原台北县、台中县、台南县、高雄县的乡镇市改为区，区长由“直辖市长”官派，原乡镇市民代表会裁撤，不再举办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选举。这显著强化了“直辖市长”在基层的人事权，使地方政治生态重新洗牌，原有地方派系面临瓦解式微的命运。
北部各县市及乡镇市政权原本就是国民党占优，影响较不明显，此次改制的冲击主要体现在南部。在南部，国民党原虽无法在县市长层面与民进党抗衡，但仍可凭借既有组织和地方派系掌控乡镇市基层政权。
而此次改制后，国民党在南二都的基层据点可能被彻底拔除。正如高雄市长陈菊所说，今后高雄将没有地方派系，只有“高雄派”。国民党在丧失地方派系和乡镇市基层组织后，要想实现南二都翻盘将更加不易[xiv]。未来国民党在南二都的政治舞台将被进一步压缩，只能在市议会勉强发声[xv]。这使得南部“绿化”程度进一步向基层扎根，民进党在南部势力更加巩固。
特别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