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远行记》，费了一些力气。
先要阅读。我写的这十几位游历外洋的人物，皆有撰述，合在一起，二百多万字。他们的游踪、闻见、观感、评说，尽在里面了。我把这些书找齐，如学生对课文，态度自然是不苟的。宋儒谓：“古人之求放心，不啻如饥之于食，渴之于饮，焦之待救，溺之待援。”我虽到不了这番地步，为求甚解，摊开书，字句不单过眼，而且过“笔”，还是能够做到的。我读得很细，很慢，常常会停下来，想上一阵子，铺纸记下点随感。光是《康有为列国游记》就看了好一阵子，看得头昏眼花。学问必从勤苦得，谁说的？一点不错。
写这本书，初起还在近代游记史的研究上。笔墨一朝深处去，就越过文学的边界，而向着宽广的畛域了。清季，社会变局的发生，必会引起新思想的萌发和国家意识的觉醒。这些，在最先接触外部世界的一些人那里有了真实的反映。他们观览异域的所记，比起历代游述多了新鲜见识，更多了政论色彩，也就呈示出强烈的现实意义，而这一切，完全基于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许国的赤心，而非一己的悲欢。将其看做不同年代游记作家境界上的差异，倒也无妨。
近代中国，西方的影响一天天大起来，唤起许多人，也迷倒许多人。面对影响国家命运的世纪较量，投身变法实践的康有为自具政治眼光，其言也透辟，直刺某些失去文化自尊的国人，云：“欧人昔师我东方之灯烛以为光明，今人乃必欲舍光明而师欧人之黑暗，不辨得失，媚外而已，何文明之云。”在当时，这种观点的新颖感、识见的深刻性，虽然出于自我立场，视角也是单向的，却见警世的苦心。借用王国维的言语，实乃“彼于缠陷最深之中，而已伏解脱之种子”。听了这话的人，所思或可深入一层，承续文明传统的意气因之一振。对西方道术和器艺耽溺太痴，竟至病态般迷恋者，更似受了当头棒喝，或能从误入的尘网中挣出身。
览历景观，康有为不废评说。《来因观垒记》开篇曰：“未游欧土者，想象而推测之，以为善见之天，妙音之国，极乐之土，金堂玉宇，神仙圣贤也。以吾遍游欧国，熟观其博物院，及王宫之珍储，则举目所见者，金铁之甲胄戈盾也。游于其国内山野之间，则接目而睹者，巍巍之战垒也。”在他看，“垒也者，故侯之宫，而争战之场，欧人之白骨所筑，赤血所染而成之者也。伤心哉！吾国之古战场可吊者有几？而来因河畔则接目皆古战垒”。由连年战祸给欧洲之民造成的惨剧，他“自庆生存于中国之治安也”。此段记游，着眼于小，放眼于大，笔意开廓，激厉抗扬，真是“意慷慨而自昂”，表露深挚的家国情怀。对于多元统一的中华文明的强大自信，构成他的主体叙述的精神基底。开导国内迷途的学者，大约也是康氏意之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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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想同样表现在梁启超的游录中。久处封建统治的历史常态下的有些人，初闻西方宪政民主，为了走出历史困局，有了探究的心。游历美国的梁氏，对此抱有清醒的认知，谓：“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所设譬方，是贴切的。这样的话便是放在现今来听，也有力量。判定一种政治制度的短长，要看它跟具体国情结合之后产生了什么，不去猜疑，也不去盲信，才是科学的，才能在理性的事实判断的基础上做出适应性变革，稳步建构理想的社会形态。
康梁那代人，怀抱天下之心，身历迥异的政治地理空间，特别关注政术与长技，倾情于制度文明和器物文明，描山画水不占很重的分量。这也是近代游记随时代之变而变所出现的创作特征，不光有文学史的意义，所涉益为深广。这样的作品，重在思想价值和真理含量，尤能开拓时人的历史与国际视野。
康有为的创作，主要在诗，而散文则破了传统古文的那一套，加之学养渊深，所倡扬的文学改良运动，守住了旧，也创出了新。他的异国旅行记，述游中援引古例，娴用旧典，放笔敷写，打开了学术视阈，殊显文化厚度。完粹的历史叙事，是他胜过前人的地方。梁启超倾力维新派的思想传播，他在《时务报》《新民丛报》上创出的新文体，有报章气，文白相杂，又通俗浅近，平易畅达，笔锋常带感情。说得郑重点，梁氏的探索性努力，促成晚清的文体解放，给五四后兴起的现代白话散文打了底。此种笔致用于记历，形成一种特别的风格。我做了大半辈子报人，对他的文章韵调，颇能体会。那种“纵笔所至不检束”的气派，最适于摹写眼底的千百风物。至于傲俗自放的王韬，行吟于扶桑，意态萧散，摛章绘句，才子格调尽从辞藻中透出，细细读来，醰醰有味。撩动的遐思虽不在书里，却久萦于心，烟浮霞映那般。近代文士的笔趣，在古代游记中是鲜有的。
我跟清末之人所处的年代有距离，拉近这个距离，才能体贴其内心。何如璋说：一盛一衰，物理之常。仿其句式，我要讲：一彼一此，古今之缘。隔着悠远岁月，相遇于风景中，妙矣哉。康有为游历丹麦，似临钓游旧地，云：“坐小舟至深处，携女同璧步行花径中，幽深少行人，遥望楼台、花径、松塘，乃甚似吾西樵山北之银塘故乡澹如楼风景。”岭南的西樵山我曾登眺，也顺道去了康氏在苏村敦仁里的延香老屋。他的叔祖康国器卸任归乡后修造的澹如楼，不知为啥，我竟游屐未至，惜哉。康有为年少时入此楼，芸帙环积，静心博览，所谓“晨雨夕月，携册而吟”是也。有《澹如楼读书》诗：“三年不读南朝史，琐艳浓香久懒熏。偶有遁逃聊学佛，伤于哀乐遂能文。忏除绮语从居易，悔作雕虫似子云。忧患百经未闻道，空阶细雨送斜曛。”尾联极沉郁，借凄凉之景，道忧悒之心。康有为在文字中站着，我恍若见到他了。进入这种乡梦似的情境，我好像不是写人物的旅行记，我在写散文，甚至有一点抒情。
吴昌硕给康有为治印，其句是：“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这方珍钤，摆在康氏的青砖镬耳屋里。过眼的那会儿，我就想把他的列国游记找来，沉下气，通读一遍。多年过去，挂在心上的这个念头，有了着落。
破浪越洋的那些人，无论居官于朝，还是闲隐于野，远足的缘由固然有别，而相同的历史时点和共怀的济世志业，决定了抱持的意念应是接近的。“用一盏灯点燃另一盏灯”（莱布尼茨语），他们以翔实的述录把海外世界告诉国人，也完成了自我人格肖像的绘制。
先于我而出发的远行者，我只能在语句中寻其游痕，悟其心迹，且领略激荡心魄的晚清风云。
（本文为作者新书《远行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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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李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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