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丽
继高分之作《罗曼蒂克消亡史》之后，导演程耳在今年春节档献出了新作《无名》。影片致敬抗战胜利前夕，在党的秘密战线上奋斗的无名英雄。
独特的叙事结构和影像风格，令《无名》跟其他春节档的片子相比显得尤为不同。观众需如玩拼图一般，逐步拼凑出片中人物和事件的真相。但喜欢该片的观众，也会从这个过程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乐趣。
有意思的是，不光是后来的观众，当时参与拍摄的演员同样深感剧情烧脑。因为程耳喜欢现场写剧本，演员们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的角色身份。而作为编剧兼导演的程耳自己，显然很享受片中最后真相揭开的时刻：“尽管我看了这么多次电影，每次看到那一刻，还是会觉得很爽。”
问：这一次影像上有什么创新？
程耳：影像上的原则是，我们尽可能去还原那个年代，而不是把大家臆想中那个年代有的元素做一些简单的铺陈。我希望通过真实的历史、真实的环境、真实的语境，去营造一个更加朴素的质感。无论是环境、人物还是情感，我希望一切最终都是质朴的。
问：担心过《无名》会让观众看不懂吗？
程耳：不会，其实我也不认为《罗曼蒂克消亡史》有观影门槛，但是《无名》更简单吧，它的整个叙事是非常单纯的，即便有不一样的叙事结构，它也是非常易读的。而且我认为它巨大的优势在于结尾，到最后真的是非常酣畅。尽管我看了这么多次电影，每次看到那一刻，还是会觉得很爽。
问：为什么会在片中用到这么多种方言？
程耳：方言是一个城市的魂魄，是我们不应该去放弃的东西。譬如说《无名》里面有普通话、上海话、广东话，我们尽可能地让戏中人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去说话，因为生活中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去到世界的任何角落，最忘不掉的还是我们的方言，这是我们内心的那一份乡愁。
问：观众都很熟悉梁朝伟，如何做到让他融入《无名》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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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耳：我们着力去通过他这个人物去梳理那一段历史，所以他演的这个人物是跳脱了既定的戏剧程式。这个角色很宏观，好像在一个特别高的地方总结这一切，安排这一切。我后来跟他聊过天，他自己也特别同意这一点。而且这一次梁先生表现出了成熟的幽默和轻松的一面，我觉得这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年龄感。
问：为什么选择王一博？你说过他在你心中是不二人选。
程耳：我当时是拜托了黄磊，我说能不能你帮我联系一下，让我跟王一博聊一聊，黄磊去拜托了何炅，然后我们就见面了。
在片场，对导演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完全投入到拍戏中，额外的东西都是干扰，而一博在这一点上，确实做到了不仅让我，也让剧组其他工作人员都觉得特别舒服。他太礼貌了，太谦逊了，甚至有的时候那种沉稳是超出他这个年纪的。其实这一点也决定了我们最后为什么能呈现出这么好的一个王一博，他谦谦君子的这种面貌以及行为方式，已经决定了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如何把人物塑造得更好。
问：对王一博在片中的表现满意吗？
程耳：王一博确实非常好。有个最大的前提是，他适合表演这个工作。在这个前提下，他非常用功，而且在现场的工作态度、工作状态特别好。我们合作得非常愉快，甚至比愉快还要更好一点。我非常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因为王一博以他充分的训练、足够的耐心、独特的天赋，在《无名》这部电影里，奉献了让我惊讶的近乎完美的表现。
问：请评价一下梁朝伟、周迅、黄磊的表现。
程耳：梁先生就像一个天使，他对所有人微笑，咧开嘴微笑。他每拍一条之前都会跟执行导演和摄影师点头致意，意思是“我OK了，你们拍吧”，就是如沐春风。
我当初跟周迅说，我们要拍一个民国戏。我说你的戏虽然不多，但是每一场戏都是饱满的，都是直接带来剧情转折甚至颠覆的，你想不想试一试。她说我想看看剧本，我就把剧本发给她。她完成得太好了，周迅的每一个毛孔都是会演戏的。
黄磊是我的师哥。因为我在现场喜欢飞页（现场写剧本），都是剧本里没有，在现场写的。当这个飞页长到一定的程度，到五六页纸之后，我突然有一种恐慌，因为这么短的时间，不是谁都能够完成的。这个时候黄磊老师就出场了。
问：听说《无名》剧组拍摄的时候很安静？
程耳：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保护演员，保护他们微妙的情绪。因为演员跟其他的工作人员不一样，这个行业需要他们直接贡献自己的身体，贡献自己的五官，在现场他们的情绪是最脆弱的。所以我说打板不用那么响，而且我拍戏基本都打尾板，从来不打头板，不然“啪”一下，演员情绪都被影响了。
问：从《罗曼蒂克消亡史》到《无名》，你好像很钟情于在饭桌上讲故事这样的设计？
程耳：吃饭比较重要，因为我们每天花了很多时间在吃饭，很多重要的时刻都是发生在饭桌上。但其实吃饭不太好拍，想拍好还挺有挑战的。不过你一旦拍好，它的那种生动感是扑面而来的，是其他的情节很难去取代的。
我们这次也拍了大量吃饭的戏，我觉得拍得还不错。一方面是吃饭中的细节直接参与到了我们叙事之中，另一方面，我有时候都能把自己看饿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吃饭戏拍成功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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