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昌卫星发射基地由什么单位负责建设？同步卫星的问题求解多谢！！_中国_人造卫星_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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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昌卫星发射基地由什么单位负责建设
• 同步卫星的问题求解多谢！！
•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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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卫星发射基地由什么单位负责建设

　　*****中国海南文昌龙楼镇————航天发射场*****
　　国务院、中央军委21日批准在海南省文昌市建设新航天发射场。有关航天专家分析称，继酒泉、西昌、太原三大内陆发射场后，中国又将建设滨海发射基地，将极大满足中国航天发展的新需要。建于海南的发射场，一方面最接近赤道，可以大大减少燃料消耗；同型号火箭推力可增加10％。另一方面亦可采用海运解决运载火箭这样庞然大物的难题，此外也大大提高残骸坠落的安全性。
　　据中央电视台报道称，建设新航天发射场是为了适应中国航天事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满足新一代无毒、无污染运载火箭和新型航天器发射需要。新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将主要承担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大质量极轨道卫星、大吨位空间站和深空探测卫星等航天器的发射任务。
　　弥补内陆基地不足
　　航天专家分析指出，当前中国有三大航天发射基地，即酒泉、西昌和太原，但都深处内陆，生成诸多不利于新型航天器发射的困扰，海南航天发射基地的建成将弥补这些不足。首先，由于当前中国铁路隧道直径的限制，超过3.5米直径的火箭箭体和发动机就不能使用铁路运输。而当前三大发射基地酒泉、西昌和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都在内陆，因此5米直径的新型火箭将无法运抵这些地点发射。而文昌位于滨海地区，邻近的清澜港是海南省五大枢纽港之一，可停泊5,000吨级船只，稍加改建就可以容纳运送大型火箭的滚装船。其次，当火箭助推器和一级箭体工作完毕后被抛掉时，这些残骸一般将坠落在发射点以东1,000千米以内。海南发射场以东1,000千米之内几乎都是南海，只有几个零星岛屿，极大地提高了残骸坠落的安全性。
　　全球位置第二佳
　　最后，三大发射中心的纬度都比较高。从地理位置上看，海南是我国距赤道最近的省份，如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时，入轨距离较近，卫星可以消耗较少的能量就能到达预定轨道，并且可以充分利用地球自转的能量，从而节省了卫星的能源，延长了卫星的运行寿命。海南文昌的纬度约为19°30”，若建成发射场，将成为全球第二最佳位置的发射场。
　　新型航天发射场及与之配套的文昌航天城占地20平方公里，包括航天发射场、太空主题公园、火箭组装厂以及指挥中心等一系列项目。当地有关官员表示，2002年国家专家组对航天发射基地进行选址和论证，2005年正式确认选址落户文昌龙楼镇。
　　文昌龙楼镇面积98平方公里，总人口2万余，人口相对稀少，地势平坦开阔，花岗岩地质结构稳定。
　　记者今天致电文昌市政府有关官员，对方表示此前已获知此消息，并表示市里已开会部署，将全力配合国家和省里有关方面，做好航天发射场项目的建设工作。
　　消息人士称，航天发射场项目总投资或逾200亿元人民币，与之配套的基础设施包括建造桥梁高等级公路，首批将有2万余名科技人员及家属移民海南，生活基地选址在位于海口市附近的桂林样南渡江沿岸，将建设学校、医院、超市等生活相关配套设施，目标规模是建成可供5万人生活的区域。另根据安全因素，龙楼镇的居民将搬迁至距航天发射基地10公里外的安置区。
　　建航天主题公园
　　另据了解，有关方面有在文昌建航天主题公园的计划，使文昌航天发射基地的建设成为推动海南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旅游业的发展的综合性项目。文昌市委书记谢明中也曾表示，参观卫星发射基地的门票暂定为500元。
　　国务院、中央军委21日批准在海南省文昌市建设新航天发射场。有关航天专家分析称，继酒泉、西昌、太原三大内陆发射场后，中国又将建设滨海发射基地，将极大满足中国航天发展的新需要。建于海南的发射场，一方面最接近赤道，可以大大减少燃料消耗；同型号火箭推力可增加10％。另一方面亦可采用海运解决运载火箭这样庞然大物的难题，此外也大大提高残骸坠落的安全性。
　　据中央电视台报道称，建设新航天发射场是为了适应中国航天事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满足新一代无毒、无污染运载火箭和新型航天器发射需要。新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将主要承担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大质量极轨道卫星、大吨位空间站和深空探测卫星等航天器的发射任务。

同步卫星的问题求解多谢！！

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
1、中国第一颗卫星飞上天后，虽然星上的乐音装置和短波发射机仅持续工作了28天，但其意义与影响直达今天。如果说，第一次打上天的也不过是个能发出声响的173公斤重的铁疙瘩，是一种有去无回的“抛”东西，而随后的返回式卫星乃至今天的神舟飞船，却是既能在太空自主变轨游动，又能按时、准确并安全地操控回家的。更重要的是，通过第一颗卫星的研制与发射，培养锻炼了一大批人才，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技术储备。
“大家往天上看看吧”
1964年，原子弹爆炸成功，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人造卫星的一些新技术课题获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东风导弹基地经过多次发射试验的考验，也打下了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
1965年1月8日，钱学森正式向国家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1965年10月，中国科学院召开了人造卫星总体方案论证会，确定第一颗卫星为科学探索性质的试验卫星，并要比苏联和美国的第一颗卫星先进。卫星入轨后，要“抓得住，测得准，报得及时”，使全世界人民都能“看得见，听得到”。
“看得见”，是卫星研制中的第一个难题。浩瀚的宇宙茫茫无际，让人们在地球上用肉眼看到这颗直径只有一米的物体，谈何容易！承担这项任务的北京机电研究设计所，在已经“靠边站”的史日耀等人的努力下，决定在末级火箭上加一个“观测裙”，以提高亮度。经过反复论证和无数次的地面模拟试验，终于取得了成功。
“听得到”，本来就不易做到，更何况还是用连续信号传送《东方红》乐曲，而不是像苏美那样只是发出一种“哔扑哔扑”的声音。这个难题费尽千般周折，最终也被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的刘承熙和他的同事们解决了。人造卫星本体的麻烦暂时少了下来，发射卫星用的运载火箭“长征一号”却出了问题。1966年9月，许多专家受到批判和抄家，科研工作无法正常进行。1967年7月，周恩来总理连续4次召集有关人员，对热衷于闹派性的人进行了耐心说服和严厉批评。
“大家往天上看看吧，那里星光灿烂，但还没有一颗是我们中国的。”周总理说，“我们再这样闹下去，是闹不上去的。”
“一定不能让导弹飞到国外去”
“东方红一号”卫星正式实施发射前，必须对新改进的中远程导弹进行飞行试验。这种导弹将作为运载火箭的一、二级发射卫星。
“这一次射程很远，必须控制住，一定不能让导弹飞到国外去。”周总理反复叮咛。
11月16日下午6时，首枚中远程运载火箭准时点火起飞，在导弹飞行到18秒时，突然间，在火箭一级关机点附近，速度曲线不再上升，图板上，落点预示板上的笔也只是停留在原地抖动。
在以往多次发射任务中，只要弹头一进入落区上空，落区的观测人员凭肉眼也能立即发现目标，只要弹头一着地，几分钟之内就能把落点位置找出来。这一次，过了40多分钟了，竟还没有一个人发现目标……是飞出国了，还是飞偏到另外什么地方，或者中途掉了下来？这枚火箭的射程达5000公里，最坏的情况是飞出国境，因为这时中苏关系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周总理从北京接连打来三次电话，询问火箭到底掉在什么地方了。“你们抓紧时间把火箭落点搞出来。不要太紧张，万一真打到国外了，我也已经做好了去莫斯科说明情况的准备。请务必找到这枚火箭。”
火箭自毁在新疆境内
第二天凌晨4点半，技术人员何荣成和其他三个人赶到了机场，登上一架伊尔—14飞机寻找导弹残骸。他估计，这枚火箭是在一级关机点出了故障，落在离发射阵地大约680公里的地方，没有飞出国境。
飞机飞到了新疆境内的预定区域。从舷窗上看下去，11月的戈壁滩上，一丛一丛的骆驼刺已经枯黄，干涸的水坑泛出白碱，显出一片星星点点的黑色与白色。要从4000米高空分辨出火箭残骸是十分困难的。
头两天的搜索毫无结果，何荣成的心里不由打起鼓来。第三天，飞机降低了高度，飞了半天，突然，女飞行员叫了起来：“呀，前边有一堆东西，你看是不是火箭残骸？”
终于看清了，是火箭残骸，还能看到火箭的一、二级没有分离，全掉在一个沙丘的旁边。
事后查明，火箭飞行失败是由于一个程序配电器发生了故障，二级未能点火而自毁坠落。
两个多月后，1970年1月30日，基地组织第二发中远程火箭的飞行试验，获得了成功。使中国多级火箭技术取得了研制和试验方面的突破。
“绝不能带任何一个疑点上天”
1970年4月1日，载着两颗“东方红一号”卫星和一枚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专列，一路上戒备森严，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悄然运抵酒泉卫星发射场。
2日下午，周总理走进人民大会堂，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听取卫星和运载火箭情况的专门汇报。
“这是我们第一次发射人造卫星，意义很大。不仅要把卫星送入轨道，还要对我国卫星飞经各国首都上空的时间，如乌干达、赞比亚、也门、坦桑尼亚、毛里塔尼亚等国家作好预报，鼓舞第三世界人民。”
发射场最担心的问题是卫星能否准确入轨，入轨后能否及时预报卫星的运行轨道，并且不能让外国先于中国作出预报，这对测控系统是一次重大考验。当时最突出的问题是通信线路，限于条件，从发射场区到各观测台站的指挥通信和数据传输，主要是靠明线来完成。为了防止出现人为破坏和自然中断等现象，中央专委要求总参谋部组织有关省、市、自治区数十万民兵，一字排开，日夜护线。
4月中旬，准备工作基本就绪。14日晚7时，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听取从发射基地专程赴京的钱学森等人的汇报。
说到火箭中发现松香、钳子等多余物时，周总理汇报，口气严厉：“那怎么行？这些东西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嘛！好比医生动手术时病人的伤口不能留脏东西一样，产品中也不应有这些东西。这个不能原谅！”
4月20日，周总理再次打来电话，“绝不能带任何一个疑点上天。”
太空中一颗会唱歌的星
4月24日上午，运载火箭一、二级推进剂加注完毕。20时整，发射阵地零号指挥员杨桓下达了“一小时准备”的口令。这时，发射场上空的云层还很厚，将直接影响光学跟踪测量，几个光测站焦虑不安，指挥部也着急起来。
基地司令李福泽不时抬头望着天空，命人立即找来气象处的人，脸色也像乌云一般阴沉：“怎么样？还有一个小时，这云能退走吗？”
“没问题，云层很快就会过去。我们随时都在观察。”气象处的彭凤绍肯定地回答道。“这可是你说的！”李福泽黑着脸，说出来的话令彭凤绍心惊肉跳，“到时候如果云还没有过去，我要你自己上天去把它们赶走。”
这时地下控制室里的操作人员却向李福泽报告了另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在对卫星和运载火箭进行最后检查时，发现卫星应答机对地面触发信号失去反应。这将会影响卫星跟踪测量的精度和预报的准确性。
紧急研究后，李福泽立即向中央专委报告，建议推迟发射。21时整，技术人员经过分析检查，找到了故障点，原来是地面触发信号源性能下降，功率太低，造成触发不良。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发射时刻终于到了。在地下指挥控制室指挥发射的是基地第一试验部部长吕诚华感到事关重大，在进入“30分钟准备”程序时，将发射指挥权从一部副团长杨桓手中接了过来。
当倒数计时器上出现了“0”时，一声“点火”口令，操纵员胡世祥迅即按下了点火按钮。霎时，大地震撼，在山崩海啸般的轰鸣声中，运载火箭喷吐着桔红色的火舌，离开发射台，徐徐升上天空，渐渐在视野中消失了。
5分钟后，卫星进入南方入轨测区，湘西站首先发现目标，接着，南宁、昆明、海南站也相继发现并跟踪上了卫星。当星箭分离时，各站几乎同时向基地控制计算中心报告：“星箭分离，卫星入轨！”
卫星刚刚飞出南方测区，基地控制计算中心就计算出了卫星的初轨根数并上报了北京。基地设在湘西、海南的测量站也很快将接收录制的“东方红”乐音信号磁带，由专机送往北京，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广播。
“东方红一号”卫星绕地球运行一圈后，再次进入中国西部上空。基地喀什站当即捕获目标，并将轨道参数传送到基地，经计算，向北京报出了卫星飞经中国及世界244个城市上空的时间和飞行方位。
4月25日，一夜未睡的周恩来离京参加“三国四方”会议。他神采飞扬，在会上说：“为了庆祝这次会议的成功，我给你们带来了中国人民的一个礼物，这就是，昨天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是什么

东方红一号卫星 我国自主研究开发的卫星。自此开创我国航天的新篇章。自酒泉发射，并记录了我国著名曲子《东方红》！

一张图片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诞生内幕
　　时间：2007-3-2 评论 0 条 查看评论
　　中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
　　1970年的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狂飙中，街头游行屡见不鲜，然而4月25日的游行与以往不同——北京、上海、天津、沈阳、西安……全国各地，几乎万人空巷。因为此前的一天，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西北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呼啸升空。
　　“大跃进”与放卫星
　　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举世震惊。中国高层极为重视，指示中国科学院密切关注有关情况。中国科学院将研制人造卫星列为1958年的重点任务。这项绝密的工作被定为代号“581”任务。
　　1958年的“大跃进”，堪称“放卫星”之年。那年头“争上游”争得十分狂热，“放卫星”就变得极其荒唐：各行各业都争着“放卫星”：某地“放卫星”亩产水稻3万斤，某地又放“大卫星”亩产水稻13万斤，某座高炉放卫星日产万吨0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竟成了《人民日报》社论的标题。
　　其时，中国经济各个方面距发射卫星的条件差得很远，但在当时“大跃进”热潮的影响下，科学院在6月份召开的“大跃进”动员大会上，提出放重型卫星，向1959年国庆十周年献礼。一帮年轻人干劲十足，夜以继日，苦干了三个月。当年10月就在中国科学院跃进成果展览会保密馆里展出了卫星和火箭的设计图和模型，包括载有科学探测仪器和小狗的两个探空火箭头部模型。而这些模型全是年轻的科技工作者用手工敲打出来的。实际上，这些年轻人对火箭、卫星知识的了解，还不如现在的中学生。
　　模型虽然做出来了，但由于科技人员缺乏火箭、卫星基础理论知识，没有设计资料、计算手段，总体设计参数难于选择。试验手段与测试条件更差，材料、元件供应不上……一大堆实际问题解决不了，卫星研制工作搁浅了。
　　遭“老大哥”冷遇
　　通过向“国庆献礼”这一段的工作体验，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深深地认识到：冲天的热情不能代替科学，需要学习再学习。
　　1958年10月，根据中苏科学技术协定，由赵九章、卫一清、杨嘉墀、钱骥等科学家组成的“高空大气物理代表团”到前苏联考察，主要目的是考察卫星工作。
　　代表团到达后住进了莫斯科中国饭店，接待的人很热情，今天安排参观市容，明天安排参观博物馆，就是不安排到科学研究机构参观。负责接待的人说，参观卫星设备要赫鲁晓夫批准，所以一直拖延着。以致代表团呆了两个半月，仅考察了一些天文、电离层、地面观测站等，未能参观到卫星研制部门及有关的地面试验设备。关于合作、技术援助问题更是没有涉及。由于中苏关系已开始紧张，苏联单方面取消了科技合作协议，中国派出的几个科技代表团都受到了同样的冷遇。
　　原本对前苏联很崇敬的科学家们深有感慨。当年积极提倡搞人造卫星的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先生说，“靠天，靠地，靠不住！发展宇航科学主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1
　　在前苏联虽然没有达到考察卫星研制工作的目的，但苏联先进的工业和科技还是使中国的科学家们开了眼界。他们对比苏联和中国情况，意识到发射人造卫星是一项技术复杂、综合性很强的大工程，需要有较高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强大的工业基础作后盾。代表团在总结中写到，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中国尚未具备条件，应根据实际情况，先从火箭探空搞起。同时，应立足国内，走自立更生的道路。
　　1959年1月21日，主持领导卫星研制工作的张劲夫向科学院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卫星明后年不放，与国力不相称”。“卫星还是要搞，但是要推后一点”。根据中央的方针，张劲夫提出“就汤下面”，因国家经济困难，暂停卫星研制工作，集中力量先搞探空火箭。
　　“651”任务
　　由于缩短了战线，中国很快在探空火箭研制方面有了突破性进展。1960年2月，中国试验型液体探空火箭首次发射成功。此后，各种不同用途的探空火箭相继上天，有气象火箭、生物火箭等。1964年6月，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火箭发射成功；10月，爆炸成功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此时，中国在卫星能源、卫星温度控制、卫星结构、卫星测试设备等方面都取得了单项预研成果。此时中国的科学家们觉得发卫星可以提上日程了。
　　1964年12月全国三届人大会议期间，当年积极倡导中国要搞人造卫星的赵九章，提笔上书周恩来总理，建议开展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与此同时，知名科学家钱学森也上书中央，建议加速发展人造卫星。
　　1965年5月，周恩来总理指示科学院拿出第一颗人造卫星具体方案。负责卫星总体组的钱骥，带领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很快便拿出了初步方案，归纳为三张图一张表：用红蓝铅笔画成的卫星外形图、结构布局图、卫星运行星下点轨迹图和主要技术参数及分系统组成表。
　　该方案先后拿到文津街3号科学院院部和国防科委大楼，分别向张劲夫等科学院领导和罗舜初等国防科委领导作了详细汇报，并由钱骥等直接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当周总理知道钱骥姓钱时风趣地说：我们的卫星总设计师也是姓钱啊，我们搞尖端的，原子、导弹和卫星，都离不开“钱”啊！
　　1965年8月，周总理主持中央专委会议，原则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规划方案建议》确定将人造卫星研制列为国家尖端技术发展的一项重大任务。并确定整个卫星工程由国防科委负责组织协调，卫星本体和地面检测系统由中国科学院负责，运载火箭由七机部、卫星发射场由国防科委试验基地负责建设。因是一月份正式提出建议，国家将人造地球卫星工程的代号定名为“651”任务。全国的人、财、物遇到“651”均开绿灯，这样中国卫星就从全面规划阶段，进入工程研制阶段。
　　重量上要超苏美
　　1965年10月20日至11月30日，科学院受国防科委委托，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方案论证会，历时42天。会上，钱骥报告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方案。与会的军、民包括海、陆、空方面的120多位专家，对发射人造卫星的目的、任务进行了反复论证。
　　这个代号为“651”的会议上确定：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为科学探测性质的试验卫星，其任务是为发展中国的对地观测、通信广播、气象等各种应用卫星取得基本经验和设计数据；发射时间定在1970年；成功的标志是“上得去、抓得注听得见、看得见。”
　　会上较为保密论证的一个议题，便是中国第一颗卫星重量如何确定。这一问题涉及到导弹武器的水平。因为早期发射卫星的运载工具，都是在导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放卫星实质上是展现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虽然中国卫星工程起步较晚，但专家们都认为中国的起点要高，第一颗卫星在重量、技术上要做到比美、苏第一颗卫星先进。苏联第一个卫星重量83．6公斤，美国的第一颗卫星只有8．2公斤。会议最后确定中国第一颗卫星为100公斤左右（实际上，最后上天时是173公斤）。
　　铝板琴奏出“东方红”
　　30年前上街游行的人们可能已忘记了当时的庆祝场面，但卫星从太空中发出的“东方红”悠扬乐音却长久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提起“东方红一号”的命名、乐音的诞生，不能不谈到中国航天事业中一位默默无闻的铺路人－－何正华。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呼叫信号是嘀嘀哒哒的电报码，遥测信号是间断的。中国的卫星信号应该是什么样的？卫星总体组的组长何正华认为，中国应该超过苏联，发射一个连续的信号，且这个信号要有中国特色，全球公认。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呼号是“东方红”乐曲，某种意义上“东方红”也成了“红色中国”的象征。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敬，何正华亦提出了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的建议。这些提议在“651”会议上得到了专家的赞同。1966年5月，经国防科工委、中国科学院、七机部负责人罗舜初、张劲夫、裴丽生、钱学森等共同商定，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取名为“东方红一号”。1967年初正式确定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要播送《东方红》音乐，让全球人民都能听到中国卫星的声音。
　　由于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播送“东方红”乐音不仅是科研任务，也成了责任重大的政治任务。如果卫星上天后，变调或不响，按“上纲上线”的说法，无疑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研制者就有可能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在沉重的思想负担和精神压力下，何正华和乐音装置的主要设计者刘承熙冒着政治风险，开始了他们技术上的探索，解决了乐音错乱和乐音变调等一系列问题。“东方红”乐音最后采用电子音乐，用线路模拟铝板琴声奏出。乐音装置的第一批正样产品，是1968年上半年在重庆一家工厂生产的，由于当时生产秩序极不正常，产品中许多元件出现虚焊现象。最后上天的产品是由上海科学仪器厂重新生产的。
　　红海洋中的“一块绿洲”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工程的整个研制工作，大部分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最动乱的年月里进行的。那时席卷全国的“红色风暴”冲击到承担卫星工程任务的每一个单位。1967年初，中国科学院和七机部及下属单位均被“群众组织”夺权，卫星设计院的原来的领导都“靠边站”了，很多的科学家当时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特务”、“牛鬼蛇神”遭到批斗。即使普通的科技人员，也有不少亲属和社会关系在运动中受到冲击和株连。卫星的研制工作与“革命”发生了冲突。
　　当时的“革命”要求大家手捧“宝书”，口念语录，心地虔诚地表忠献忠。卫星研制只能等参加完“革命”才能去做，否则就会被扣上“不突出政治”的帽子。科学家被批判时，科技业务骨干还要参与陪“斗”。武斗不断，交通受阻，器材供应不上，卫星研制事业已面临夭折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1967年初，周恩总理来与聂荣臻副总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宣布：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编入军队序列，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空间技术研究院从许多单位抽调出精兵良将，把分散在各部门的研究力量集中起来，实行统一领导，使科研生产照常进行，保证了中国第一颗卫星的如期发射。
　　在空间技术研究院建院之初，研制卫星所需的物质条件十分缺乏，如测试设备少，试验设备不齐，加工设备不足等等。卫星制造厂是由科学仪器厂转产的，在人员、技术、设备和管理方面都面临很多困难。铆接，是卫星制造中必不可少的一道工序。可当时卫星厂未干过，在卫星的初样和试验阶断，没有铆枪，更没有固定工件的桁架，工人们就靠一把小锤，用自己的身体当桁架，将铆钉一个个敲上去。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卫星厂解决了铆接、阳极化电抛光、光亮铝件大面积镀金、铝件热处理等多项工艺问题。
　　为了检验设计的正确性与合理性，“东方红一号”卫星从元件、材料，到单机分系统以至整星都要在地面进行多种环境模拟试验。发射场预定发射卫星的时间气候寒冷，而卫星厂又没有符合要求的试验场地，“热控试样星”的试验是1968年的夏季于海军后勤部的一个冷库中进行的。很多的困难都是靠科技人员因陋就简、土法上马、群策群力解决的。卫星上天后，许多国际友人来空间技术研究院参观卫星，当时的环境条件让参观者大为感叹：“东方红一号”能诞生，是个奇迹！
　　难忘4.24
　　1970年4月1日，装载着两颗“东方红一号”卫星、一枚“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专门列车到达中国西北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4月份的西北戈壁滩上，白天也要穿棉衣，到夜间，裹着皮大衣也感到寒冷。在离地面30多米高的龙门塔工作平台上，科技人员不分白天黑夜，排除一切故障，一次次地测试。
　　1970年4月24日3点50分，周恩来总理电话告知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毛泽东主席已经批准这次发射，希望大家鼓足干劲，过细地做工作，要一次成功，为祖国争光。
　　21时35分，卫星发射时刻终于到来了。“东方红一号”随“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在发动机的轰鸣中离开了发射台。21时48分，星箭分离，卫星入轨。21时50分，国家广播事业局报告，收到中国第一颗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音，声音清晰宏亮。
　　1970年4月25日18点，新华社授权向全世界宣布：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卫星运行轨道的近地点高度439公里，远地点高度2384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夹角68．5度，绕地球一圈114分钟。卫星重173公斤，用20．009兆周的频律播送“东方红”乐曲。
　　新闻公报刚发表，顷刻间，首都北京灯火通明，锣鼓声四起，鞭炮齐放，人们带着“文革”时代特有的狂热，涌上街头高呼着“毛主席万岁”、“庆祝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然而，为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倾注了全部心血的赵九章先生却未能等到这一刻。无端受诬陷迫害的他，早在一年半以前已经含冤去世。不少的科学家是在“牛棚”中听到“东方红”乐音的。
　　“东方红一号”卫星升空后，星上各种仪器实际工作的时间远远超过了设计要求，“东方红”乐音装置和短波发射机连续工作了28天，取得了大量工程遥测参数，为后来卫星设计和研制工作提供了宝贵的依据和经验。
　　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的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